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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虽为当世著名文学家，但对经学亦有很深的造诣，时称“蜀学”。元符间（1098一1100），苏氏谪居儋州（今海南岛），有感于自神宗熙宁以后，说解《尚书》等经学专尚王安石之说，开科取士，唯以此为标准，遂撰此书，以自己对《尚书》的见解，多驳王说。王说今已不传，难知其详。但苏轼才高学博，究心经世之学，明于时势，长于议论，对于治乱兴亡之道，剖析深刻，说理明畅。其说解多不采旧注，议论颇有创见。如释《禹贡》三江：定为北江、中江、南江；以《胤征》为后羿篡位时事；说羲和旷职乃是因为贰于羿而忠于夏之故；讲《康王之诰》“服冕”为非礼’；解《吕刑》以“王享国百年耄”作一句，以“荒度作刑“为一句等，都与前说相异。其说解羲和之事为林之奇所宗，说解《康王之诰》为蔡沈取之。其说善于怀疑，虽有时不免失之武断，但其方法却颇资借鉴。朱熹在《朱子语录》中认为，苏氏说解，甚合于理，故此书深得学者所重。苏氏解经思想，实际上打破了唐五代以来学术界所信奉的“宁道周孔误，讳言服郑非”、不敢越注疏的风气，对宋代经学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