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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一年（1746）五月，两淮盐政吉庆就重修盐法志书事上奏乾隆帝。奏折开头，他简述了盐法志的重要作用，回顾了上届雍正二年至六年修盐法志概况，提出了本朝重修盐法志的缘由。吉庆认为“（上届）纂修之后，距今又十有八年，……且两淮盐课甲于天下，引目增易已有今昔之不同场灶事宜亦有兴革之各异，头绪殷繁，事类纷杂，若不重加修辑，恐致日久散漫无稽，渐难搜集，似应亟为编纂，以昭遵守而垂永久。”在奏折的后部分，吉庆还依据两淮盐运使朱续晫 “以工费不过三千余两为数，无几商愿照前乐输”的现实情况，强调当朝修盐法志的必要性。最后，奏折还将志书修成之后的撰写序言的人选问题一并作了提议。对吉庆的上奏，乾隆帝硃批“知道了”。同时，从后几朝成志情况看，乾隆还完全“恩准”了吉庆的几项提议，其中，序文仍由江苏巡抚撰写。其实，自上届雍正六年纂修盐法志到乾隆十一年，时隔仅18年，而且乾隆任上只有11年，相比而言，志书的实际价值不是很高，不排除编纂者出于迎合乾隆帝需要而上奏重修。此志修成后共为40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