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志介绍
序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件举世震惊、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外侮日亟、民族危亡之秋，为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怀着挽救国危的壮志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为民请命，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面对日抗战的局面。
西安事变得到了西安各界爱国志士爱国团体的鼎力支持。在事变发生的前三天，即1936年12月9日，西安各界爱国青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游行示威活动。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得到西北各界救国会、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西安教职员联合会的支持，在中国共产党西北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发起和组织了这次抗日救亡活动。这一活动，以西安学生为先导，各界青年为中坚，并得到西安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支持。这次游行示威活动，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在西安历史上是空前的。它唤起了广大民众，争取了十七路军、东北军爱国官兵的同情，更加坚定了张、杨两将军逼蒋抗日的决心。有人把它称之为“西安事变”的序幕，我看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下面我想从自己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来说明人民大众是如何地痛恶内战，要求抗日的。
12月9日，游行示威队伍在南院门集合。那天，汇合起的各路游行队伍和自愿加入的市民不下两万人（当时西安市区仅有10余万人口）。西安，地近陕甘苏区，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经营的重点，又是西北“剿匪”总部的所在地，敌、宪、特活动频繁，白色恐怖笼罩全城。这一天，由于国民党当局事先得知了消息，沿途派出了大量的军警和宪兵、特务，又打伤了参加游行示威冲出校园的一位年仅8岁的小同学，这一切都没能阻挡住游行队伍的前进。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广大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对爱国青年示威游行的同情和支持。他们长期被迫与红军作战，受到红军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主张的影响，所以，当上级命令他们阻拦游行队伍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愿执行。洪流一般的游行队伍很快地冲了过去。国民党的警察、宪兵、特务不但指望不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士兵来阻挡游行队伍，反而在这些士兵面前只好收敛一些平时穷凶极恶的面目。最明显的是游行队伍准备向临潼进发冲向火车站时，沿路阻拦的国民党宾兵和特务都手持武器，气势汹汹。而在这同时，一些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士兵也跟随着游行队伍前进，手里同样拿着武器，暗中保护学生。宪兵、特务面临这一情景，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游行队伍向前冲去。
在十七路军守卫的中正门（以后的解放门），由于早已得到命令，城门上了大锁。学生们就跑上城楼，找军官士兵们讲理，并找到了拿城门钥匙的军官。当学生打开城门铁锁时，许多士兵还帮着搬开顶门的千斤闸（大木杠），奋力推开城门。从西安到十里铺这一段路上，游行队伍遇上了蒋介石下令调来的东北军骑兵，三次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向游行队伍，企图驱散队伍。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东北大学和东望小学的学生大都是东北沦陷后迁来的，大多是东北军官兵的子弟，他们一面用棍棒与步枪搏斗，一面劝说士兵。有的同学抓住东北军士兵的刺刀连叫带喊：“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你们不要东北的家乡，东北的父老乡亲了吗？”感动得很多官兵也流下了泪，许多士兵勒住马缰往后退去，有的干脆转过马头让游行队伍过去。
另一件感人的事情是在游行队伍返回时。天已黄昏，北风凛冽，寒气逼人。由于同学们奔波呼号了整整一天，又几乎粒米未进，年小体弱的学生已经精疲力尽，支持不住了。大家互相搀扶着，有时走几步就倒在路旁歇息，有的很难走动。西安城到十里铺一带，全是空旷的田野，沿途没有几家住户。喝水都很困难，想找到吃的东西就更加艰难了。正在同学们焦急的时候，忽然大家眼前一亮，都高兴地喊叫起来，原来几十位人力车工人拉着蒸馍、烧饼和开水给同学们送来了。同时，几位东北军士兵冒着风险，自动开来了几辆运弹药的卡车来接同学们，并帮着把幼小体弱的同学扶上汽车和人力车。馒头烧饼是一些爱国的中小学教职员、新闻界人士和爱国市民捐赠的。这一切，给游行队伍带来了莫大的鼓舞，那天的情景，虽事隔50多年，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令人十分激动。正因为有了广大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这一声势浩大而又经历艰险的游行示威活动才能取得成功。也正因为爱国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感染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广大官兵，激励了赶来的张学良将军。目睹这悲壮的场景，气吞山河的声势，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感动的。
事后，张学良将军在12月16日“西北各界拥护张、杨两将军救国主张民众大会”上说：“……在‘一二·九’那天，我曾向参加请愿的同学讲，关于抗日问题，一星期以内有事实答复。想诸位还记得，那天的事情，真是给我一个绝大的刺激。……”
那天傍晚，当游行队伍冲到十里铺的时候，张学良将军来到了游行队伍的面前。在游行队伍代表的陪同下，张将军登上十里铺附近的土冈，向游行队伍慷慨激昂地讲了一番话。他含着热泪，语调激昂。那洋溢着爱国激情的讲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张将军没有食言，回去后即又向蒋介石作了谏诤，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蒋介石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对张将军的要求严词拒绝。张、杨两将军“苦谏不成，临之以兵”发动兵谏。
张学良将军曾说：“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并说：“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不是打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杨虎城将军也说过：“双十二的义举是真正民意的表现，更是民众自己起来抗日救国热忱的表现。我们的主张就是要抗日。……这次的义举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张、杨两将军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心，昭然可鉴。他们千古不朽的历史功勋，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册上，永放光辉。
郑州大学教授杨中州同志曾在三原中学、西北大学任教多年。他从60年代初就多次访问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先生，从事西安事变资料的搜集研究工作。这本《西安事变大事记》是他多年调查研究的成果，是一本很好的西安事变专著。当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决定出版此书之际，作为经历了西安事变的一员，谨书感怀，以为序。
李连璧
1993年7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