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志介绍
西安府志 清乾隆四十四年（校点版）PDF下载 （共上下册2本）
清乾隆四十一年，陕西巡抚毕沅赴避暑山庄晋见乾隆皇帝，“请先将关中府志重加修辑，荷蒙俞允”，随即部署《西安府志》纂修工作。由西安知府舒其绅主持，聘请时在陕西的清廷内阁侍读兼《一统志》馆纂修官、著名学者严长明着手编修。
《西安府志》历时四载，至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年）编纂完成。全书凡八十卷、卷首一卷，内容涉及古代西安的自然地理、建置沿革、名山大川、人口户籍、贡赋物产、风俗民情、胜景古迹、艺文金石、历代大事、职官、人物、选举等十五大门，五十一类，号称“上可佐朝廷四库之储藏，下可备西安一郡之文献”，“不独使后之守此土者入境问俗，坐而言者得起而行”，“则此书即为郡守之治谱可也”。
作为记载西安三千年来历史变迁的资料著述，清乾隆《西安府志》在具备传统地方志基本要素的基础上，更有其突出的特征。
一是权威性。清代是我国地方志编纂的繁荣时期，而乾隆一朝又是清代方志编修的鼎盛阶段。这一时期的方志纂修，无论是修志理论、还是编纂实践，都成果迭出、日臻成熟。大多数地方志书都以现职主官领衔主持，由知名学者执笔完成。这种官方总领、学者参与的修志体制，保证了清代方志较高的质量和品位，因而具有相应的权威性。《西安府志》就是这一时期方志的典型作品。
二是唯一性。在乾隆《西安府志》纂修之前，并没有一部完整的西安地区方志资料可资借鉴。严长明在《略例》中说：“是以今所编述，虽因实创。”乾隆四十四年《西安府志》的编纂完成，可以说填补了方志历史上没有全面、系统记述西安地区志书的空白。
三是资料性。乾隆四十四年《西安府志》是方志编纂中“纂辑派”的代表作品。其所引用的资料，除《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等十四种“御制”、“御定”书目外，经、史、子、集都有涉及，包括经部书籍八十八种，正史及编年史书三十八种，地理类书籍一百五十三种，别史等其他史部书籍一百五十种，子部三百一十九种，集部一百七十四种等等，总数约千种之多。
在搜集资料方面，严长明等人做到了凡与西安相关的典籍文献“莫敢或遗”。当然，对于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严长明等人并未不加甄别地使用，而是进行了严格的考证和筛选，其标准在于“莫敢或滥”。从《西安府志》所选用的资料可以看出，严长明等人广征博引、缜密考辨，以儒家正统经书和正史为主，又从历代政书、类书、方志、笔记、各类杂著以及金石资料中再加以广泛搜集。
该志记述内容时间跨度大，上自夏、商、周三代，下讫清乾隆年间；空间范围广，涵盖了清代西安府及所辖长安、咸宁、咸阳、兴平、临潼、高陵、鄠县、蓝田、泾阳、三原、盩厔、渭南、富平、醴泉、同官、耀州等十六个州县，其资料来源广泛，甄别严谨，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诚然，作为编纂于封建时代的一部志书，清乾隆四十四年《西安府志》也带有它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对此，我们应当以历史的角度加以审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苛求于古人。
自《西安府志》成书至今，已历二百三十余载，但它对于了解西安的历史，更深刻地认识今天的西安，仍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央决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进中西部地区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此过程中，《西安府志》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对于构建西安特色历史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必将显现其应有的价值。
西安地处西北，位于中国中西部两大经济区域结合部，是黄河流域最大的都会，也是新亚欧大陆桥上最大的中心城市。西安又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科技、教育、文化、金融、商贸中心和交通、信息枢纽，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桥头堡。这种优势地位为西安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空间，也使得本次整理校点《西安府志》的工作有了新的意义。
校点说明
一、本次校点整理的八十卷本《西安府志》（以下简称“本志”），是清代乾隆年间西安知府、直隶河间府任丘县（今河北省任丘市）人舒其绅修，内阁侍读兼《一统志》馆纂修官、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籍著名学者严长明主持编纂，于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年）编纂完成。该书现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二、本志为纲目体，直排本。本次校点，改为横排，对原书卷、目次序及内容和记述顺序未做变动，但根据横排方式及内容需要，对原书版式做了适当调整，并根据内容层次加以分段。
三、原书所用繁体字改为规范简化字。人名、地名中繁体字，凡属专用字者一般不改，属通用字者改为规范简化字。古字、异体字径改为规范简化字。通假字一般不改，仍依其旧。
四、避讳改字予以纠正，以（代字）[讳字]方式表述，如（元）[玄]、（引）[胤]、（宏）[弘]等。所改之处，均经核查相关资料。首次出现，出校勘记说明。
五、标点符号以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13日发布，自1996年6月1日起实施的《标点符号用法》为依据（GB/T15834—1995），但不使用破折号、省略号、着重号、连接号、专名号等标点符号。
六、本志为地方志中“纂辑派”的典型之作，以引述各类文献典籍为记述的主要方式，且一般多为择其要点，间断引述。如对引述文字均加引号，则版面势必引号充斥。故凡不致歧义或误读之处，一般不再使用引号；反之，则使用引号以利界定。
七、本志标题和正文以标宋体、黑体、宋体等字体及不同字号表述，以显示层次上的区别。本志作者穿插于志书正文中的议论性、解释性、说明性文字，以楷体字表述（原书中多为双行小字）；其在志书正文之外的整段或整句议论性、解释性、说明性文字，同本书正文。
八、本次校点整理清乾隆四十四年《西安府志》，依据历代正史、《清史稿》以及本志内容所涉及的各类文献典籍资料，并标明出处于校勘记中。
九、对发现的原志中脱讹倒衍之处，予以校勘。凡改动原志的地方，用不同字号和方、圆括号表示：圆括号（）内表示删去，方括号[]内表示改正或增补，并出校勘记。
十、对疑有脱讹倒衍，但无确凿资料证实者，不做改动，但出校勘记说明。
十一、对原志中史实错误或疑误，出校勘记说明。
十二、本志引用文献典籍，每有省改。凡仅文字表述有出入，但文意通畅且无歧义者，一般尽量保持本志原貌，不据他书改动本志；凡文、意两通而含义不同，或文意、文字表述均有出入者，出校勘记说明；凡本志不误，他书误者，一般不出校勘记。
十三、本志引用典籍书目，或以简称，如《汉书·地理志》作《汉地理志》或《汉志》，《三辅黄图》作《黄图》，《元和郡县图志》作《元和志》，《太平寰宇记》作《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作《九域志》，明嘉靖《陕西通志》作《马志》，明万历《陕西通志》作《冯志》，清康熙《陕西通志》作《贾志》，清雍正《陕西通志》作《通志》或《省志》等。整理中均依其称，个别有必要之处，则出校勘记说明。
十四、凡多处校勘所据资料出处相同者，尽量归并为一条校勘记，以“以上据《××××》校改”方式出校。
十五、校勘之处以数码①、②、③等在需要出校的字、词、句后标示，校勘记置于本页末。
十六、本志共出校勘记三千一百七十余条，另有多处校勘点合并出为一条校勘记者，则实际校勘点当大大多于此数。
十七、本志附图，依原图重新清绘，不做改动。图中文字，不加标点，不改为简化字。
十八、对本志作者观点、见解不能苟同之处，不出校纠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