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志介绍
民国宜川县志（校注版）PDF下载
序
宜川地区自春秋建郡县，经历代兴废变革，世事更迭，移地易名，有悠悠两千多年的历史，孕育产生了厚重、优秀的地域文化和人文传统精神。
时逢盛世，政通人和。宜川人民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正在努力创建和谐社会和现代文明。“旅游强县”是我县确立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而旅游事业的繁荣，自始至终都离不开文化事业的支撑和发展。宜川，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城市，如果没有文化便失去了灵魂；没有历史传承，便没有了血脉。所以，文化建设对于宜川至关重要。挖掘、整理、抢救、保护地方文化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
地方志书是县域文化宝库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宜川旧志中的《余志》，曾由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黎锦熙先生（时任西北师范大学教务主任）做总校订和润色，被评为当时名志之一。其对研究宜川历史文化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但这部县志，我县仅存孤本，且磨损严重，字迹模糊，繁体字频现，使今天的读者阅读不便。为此，薛天云同志在出版四部《旧志书集》的基础上，又和王天翔、范德荣、白玮、杨龙飞同志一起校注《余志》，改竖排为横排版，改繁体字为简化字，改国音字母为汉语拼音，对生僻字、疑难字词进行注释，以方便今天的读者阅读。
《余志》撰写于1944年，已有70多年历史。对于其中一些记事观点，读者应以批判、分析的态度对待，切不可全盘吸收。
我县民间组织“壶口文化研究会”成立于2007年2月。短短几个月内，就完成包括校注《余志》在内的《壶口民俗风情》一至四册的写作任务，并即将全部出版发行，确属不易，令人赞叹。壶口文化研究会的全体同志以及参与写作、校注者，为发扬宜川优秀人文传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心血汗水。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希望我县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以促进旅游事业、经济建设、和谐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
中共宜川县委书记：姚靖江
宜川县人民政府县长：刘小军
2007年10月1日
前言
1944年，国民党洛川行政督察专员余正东主持，杨致一、霍克让主笔，民国时全国著名学者黎锦熙先生修订，撰修了《宜川县志》，世称《余志》，铅印本传世。《余志》记事，在《吴志》、《薛续志》的基础上，从夏禹开始，一直记到1944年。文字浩繁，内容丰富，“读一志而知他志也。”《余志》出版时，因受条件限制，纸质、印刷质量均不高。宜川档案局虽保存一部，但因年代久远，缺字少页严重，经不起人们再行翻阅。为了传承宜川文明，接续历史脉络，很有必要对《余志》进行校注，重新出版。
我和天翔、德荣、白玮、龙飞诸同志校注《余志》工作，到2007年10月基本结束。经壶口文化研究会决定，将《余志》校注本作为“壶口民俗风情第一册”出版。
校注中，由于原本中有些字已不清，加之我们五人都是五六十岁的人，眼睛昏花、体力不支，水平有限，校注中难免有漏字、错字现象，有些词意的注释也不一定准确。数月来，我等虽百翻黄卷，夜以继日，伏案而注，数遍校对，仍“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只怕有一字之差，对不起宜川历史，对不起宜川前人、今人和后人。心有余而力不足。校注中，个别古字还待斟酌。其他一些标点符号也不一定准确。如有错误，万望读者批评指导。
对于《余志》中一些记事观点、语言表述，读者应以批判和分析的态度去阅读。其毕竟是70年前撰写的县志，切不可全盘吸收。此志较系统地记载了宜川县2000多年历史，介绍了历史沿革、历代人物、文化教育、古迹古物、民风民俗、方言歌谣、诗词文赋等，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其最大特点，是体现了方志特色，记录了宜川本县的历史，没有漫无边际的“空话”“套话”，基本以事实为据写史。有的地方还敢秉笔直书。引用清代以前许多文章诗赋，传承了宜川县的人文精神。对本县历史沿革记载清楚，没有随意编纂。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编方志时应该学习的地方。但是，有以下问题需要明确指出：
1.此志撰修者的政治立场，基本是站在当时蒋介石、国民党的立场上，并以此为出发点观察、记录了民国期间历史。有的观点是极为反动的，如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沦为特区”、称共产党为“异党”、称红军为“匪”、把被红军处决的反革命分子称为“忠烈”、“义士”等。这些对革命的诬蔑之词，我们应该表示愤慨，予以批判。当然，不这样写县志，在专制时代也不可能出版。
2.对阎锡山的“称颂”不符合历史事实。阎锡山是山西的“土皇帝”、大军阀。抗日战争初期，阎锡山消极抗日，致使山西乃至华北沦丧，继而又为了保存实力，于1938年退缩到宜川。阎锡山的10多万军政人员退驻宜川，加重了宜川人民负担，致使宜川当地商铺倒闭、农民不堪重负而外逃、城乡经济萧条。阎一贯坚持“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保存实力”的反动主张，1939年3月又在秋林召开了臭名昭著的“秋林会议”，率先打响了国共合作中公开“反共”的第一枪，变本加厉地制造了许多军事磨擦，充分暴露了他准备投降妥协的反动嘴脸。中共中央以及山西新军中的共产党人对阎锡山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了阎锡山的倒退、反共、亲日、妥协的真实面目，继续推动和维持了抗日大局。阎锡山为了他10几万军政人员的生活、军需，为了收买人心，也做了些修路等事，但这都是为“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保存实力”服务的。此志中对阎锡山的溢美之词，既不符合事实，又是作者反动立场的表露。
3.此志中有些章节宣扬了封建迷信和“贞节烈妇”等封建礼教。
4.把历代农民起义军记为“匪”，充分暴露了作者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
对于以上几点，我们在校注时以“编者按”的形式，予以指出，供读者参考；有的地方可能未加“编者按”，请读者自己审读，予以明辨。希望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年读者，加强对革命理论、中共党史、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学习，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站稳立场，提高政治敏锐感和政治鉴别能力，正确认识、了解旧社会的阶级关系和斗争历史，阅读这类读物时能吸取其精华，摒弃其糟粕，发扬优秀的人文传统，推动文明进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余志》，除了“编者按”、“注释条文”外，全部是《余志》原文。校注时将原竖排版变为横排版、繁体字变为简化字，采用汉语拼音注音，对一些标点符号进行了校正。对原文中一些看不清的字，进行了查证，对缺字进行了校补，对原文中数处明显的错误进行了更正。如《教育志》中记载进士赵思清“迁居交州赵家河（据《薛续志》）”，而《薛续志》原文是“迁居交川赵家河。”我们经过各方考证后，在校注本中记为“迁居交川赵家河”，《余志》把“交川”记为“交州”，误。《游白云洞记》中“予二着炯燽”，在《吴志》原文中为“予二弟炯、燽”，以《吴志》为准。《社会志》中的“振务委员会”应为“赈务委员会”等。校注工作，看似简单，做起来却十分繁难。为了搞清一个字，要查阅数部字典，需费数日时间。仅将50多万字的文稿对照原文校对，就进行了10多次。校注的艰难和复杂，从某种程度上看，不亚于重新编撰一部有丰富素材的新书。为了更完整地了解文意，在阅读此校注本时，应和我编印的《旧志书集》对照阅读。
在校注中，受到中共延安市委秘书长薛义忠、中共子长县委书记薛海涛、宝塔区政府区长冯振东的帮助，受到中共宜川县委书记姚靖江、宜川县人民政府县长刘小军、县人大主任张明、县政协主席李东明、宜川县委办、政府办、政协办、民政局、文化局、县志办、财政局、旅游局、壶口管理局等单位的指导、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薛天云
2007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