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志介绍
书名：呼伦贝尔盟志 呼伦贝尔盟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著者：程道宏 主编
出版者：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册数：3册
页码：2536页
格式：PDF
大小：183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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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由呼伦贝尔盟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主编程道宏、徐占江。志书下限1989年，采用术述、记、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辅以图表，共61卷，450万字。
远在旧石器中晚期，至少在二、三万年之前，便有人类活动在海拉尔河流域，在扎赉诺尔蘑菇山一带发现了他们打制的石器工具。被鉴定为蒙古人种的“扎赉诺尔人”，一万多年前在呼伦湖一带繁衍生息。
自公元前200年左右至清朝，呼伦贝尔草原以其丰饶的自然资源，孕育了中国北方诸多的游牧民族。中国着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曾这样赞誉呼伦贝尔草原：“呼伦贝尔不仅现在是内蒙古的一个最好的牧场，自古以来就是最好的草原。这个草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多数游牧民族：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的，又都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春时代。”“呼伦贝尔草原不仅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而且是他们的武库、粮仓和练兵场。他们利用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繁殖自己的民族，武装自己的军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征服内蒙古中部和西部的诸部落或更广大的地界，展开他们的历史性活动。”
呼伦贝尔最初见诸史籍的民族是东胡。公元前209年，强大起来的匈奴族征服东胡族，统一了北方草原，呼伦贝尔地区属其三部领地之一的左贤王庭辖地。这时，以狩猎为业的鲜卑族居住在被史学家称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幽静的后院”的大兴安岭深山密林中。
公元1世纪，活动在现鄂伦春自治旗一带的鲜卑拓跋部“南迁大泽”（即呼伦湖），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海拉尔河、伊敏河、根河和呼伦湖等地安家落户，由狩猎业转向游牧业。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不断发展壮大并取代了匈奴的统治，建立了强大的鲜卑部落联盟。公元4世纪，鲜卑拓跋部从呼伦贝尔出发进入中原，建立了北魏王朝。
公元5～9世纪，鲜卑人的余部室韦部落和突厥、回纥、黠戛斯、乌古敌烈诸部落相继角逐，占据呼伦贝尔，并在海拉尔河、乌尔逊河、克鲁伦河一带开辟农田。
公元10～12世纪，辽代的契丹族、金代的女真族先后征战和统治呼伦贝尔，在岭东和岭西留下了数座辽代古城和两条绵延数千里的金代边壕遗址。
早在辽、金统治之前，蒙古诸部即在呼伦贝尔悄然兴起。公元8世纪，生活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的成吉思汗先祖蒙兀室韦部，迁移至斡难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的发源地肯特山区。12世纪，当成吉思汗登上政治舞台统一蒙古草原时，又打回呼伦贝尔，在这里打了几次大的决定性战役，最后统一了蒙古高原。从此，北方草原上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强盛的、极富生机的民族——蒙古族。蒙古帝国建立后，实行“领户分封制”。1214年，成吉思汗将呼伦贝尔草原的一部分地区分封给他的大弟拙赤·哈萨尔（今额尔古纳右旗黑山头古城便是他的故城），一部分分封给他的二弟合赤温·额勒赤及德薛禅家族，一部分分封给他的三弟帖木哥·斡赤斤（今鄂温克族自治旗辉河古城为其故城）。元朝建立后创立行省制。1288年，诸王封地纳入行省，岭西地区划入岭北行省和林路管辖，岭东地区划入中书省泰宁路和辽阳行省北辽东路。元朝覆亡后，先后游牧于呼伦贝尔草原的是元顺帝的后裔和成吉思汗大弟的后裔，归附后金。
自唐代蒙兀室韦游牧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算起，1300多年以来，蒙古族一直是呼伦贝尔地区的主要民族。
清朝建立后，由蒙古、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人组成的布特哈八旗兵、索伦八旗兵、新巴尔虎八旗兵勇猛善战，为防御沙俄入侵、巩固边防、保障驿站交通、维护边疆安宁做出了突出贡献。
呼盟地区特别是岭西地区，由于它所处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在近代历史上，成为国际斗争的敏感地区。
1689年，《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签订后，中俄两国东段国界基本确定，但沙俄并未放弃进一步侵吞中国领土的野心，呼伦贝尔一直为其觊觎的地区。沙俄一面放纵或唆使其边民偷越额尔古纳河到中方领土私采砂金、割草、种地，一面经常派士兵越界寻衅，挑起事端。1885年，漠河至吉拉林沿线共有采金者1.3万人，其中俄人就达9000多人。他们成立了“采金事务所”，企图永霸采金权。
1896年，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中东铁路合同，攫取了中东铁路修筑权。铁路营运后，其经营权为沙俄所独揽，成为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钢铁管道。铁路沿线各站点均划为铁路附属地，附属地内实行俄国法律，由俄人充任董事长的“理事会”管理，俨然成为“国中之国”。在铁路修筑时和营运后，由沙俄资本家直接经营的多家伐木公司大肆砍伐大兴安岭的天然林木，掠夺原始森林资源。1902年沙俄在扎赉诺尔建立煤矿，至1924年22年中，其获利等于全部投资的55倍。
1900年，沙俄作为八国侵华联军之一，出动17万军队镇压中国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其侵略军西路军攻入呼伦贝尔城（海拉尔），肆意烧杀抢掠，连同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在内的所有房屋几乎全部被烧毁，档案、粮食、银两被抢掠一空，沿边卡伦尽毁，近3000人惨遭屠杀。从此，沙俄掠夺呼伦贝尔森林、煤炭、黄金、渔业等资源更加肆无忌惮，边境一带有边无防，俄人可任意越境往来。
1911年秋，沙俄乘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之机，策动呼伦贝尔上层贵族统治者发动叛乱。1912年1月，额鲁特总管胜福带兵攻占海拉尔，宣布呼伦贝尔“独立”。1915年，中俄签订《中俄会订呼伦贝尔条件》，将呼伦贝尔地区（今岭西地区）定为“特别区域”，使呼伦贝尔成为直辖于中国中央政府的自治领地。直到1920年“特别区域”才得以取消（史称呼伦贝尔第一次独立）。在9年的“独立”时期，沙俄与其控制的傀儡政权呼伦贝尔自治政府签订了50多项伐木、采矿、开垦、渔业等合同和协定，从而获得了各种特权，沙俄商人和资本家更加疯狂掠夺呼盟资源。此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沙俄筹办军备军需物资的商人垄断了海拉尔、满洲里地区的食品、皮毛等市场，呼伦贝尔的黄金、木材、煤炭、水产品大量地流向俄国。
二
1917年冬，俄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初，英、法、美、日等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对之实行武装干涉，出兵西伯利亚，呼伦贝尔成为他们出入俄国的通道和麇集之处。1917～1922年，沙俄军官谢米诺夫和原中东铁路总办霍尔瓦特组织所谓的“远东政府”，勾结帝国主义，以呼伦贝尔为根据地，反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满洲里和海拉尔地区一时几乎成了“军人城”。1917年6～8月，受日本侵略者支持的以复辟清王朝为旗号的巴布扎布、色布精额匪帮窜入呼伦贝尔地区烧杀劫掠，各族人民倍受骚扰欺凌之苦，许多人枉死非命。
从1917年末开始，大批俄国人携家赶畜越界迁到呼伦贝尔的中东铁路沿线和额尔古纳河东岸的三河地区。其时，满洲里4万人口中就有俄人3.5万，海拉尔、牙克石地区有俄人1.5～2万，额尔古纳河沿岸有俄人1万左右。这些人长期在此生产、生活，直至1954～1955年大批回国。
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统治东北地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深恐外蒙古“赤化”呼伦贝尔，于1927年下令禁止同其贸易，对苏联也高度戒备，贸易往来几近禁绝，致使呼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经济形势空前萧条。
1928年7月，呼伦贝尔青年党以中蒙边界地带的罕达盖为根据地，发动蒙旗民众，以武装斗争形式争取呼伦贝尔自治，后来被东北军派兵镇压、招抚（史称呼伦贝尔第二次独立），呼伦贝尔人民又一次遭受战火之灾。从1929年7月起，因为中东铁路路权问题，中国东北军同苏军在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双方有数万兵员参战，战事长达4个多月，殃及包括满洲里、扎赉诺尔在内的整个中苏边界地区，苏军占领海拉尔1个多月。这次战争，呼伦贝尔地区边卡尽毁，边事尽废，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严重困境。
三
日俄战争后，满洲里、海拉尔被列入东北地区16个对外开放商埠之中，从此日本政治、经济势力开始对呼伦贝尔地区进行渗透。1922年，日本在海拉尔、满洲里设领事馆和特务机关，许多日本人到海拉尔、满洲里经商、游历，实则搜集情报，为日后侵略做准备。日本大特务寺田利光就曾以“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嘱托”为职业掩护，在海拉尔活动多年。震惊中外的“中村事件”核心人物中村，也是从海拉尔出发活动的。到1932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呼伦贝尔地区时，仅海拉尔的日本商户就有60多个。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以海拉尔为中心的呼伦贝尔地区视为对抗苏联的前哨阵地，修筑海拉尔筑垒地域（地上地下工事），全面实施法西斯统治。
1939年5～9月，在呼伦贝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交界的哈拉哈河地区，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诺门罕战争。这场由日军蓄意挑起的同苏、蒙军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历时135天，双方投入兵员20多万，死伤6万多人，最后以日军战败求和而告终。
四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至1946年5月苏军驻呼伦贝尔期间，苏军试图把呼伦贝尔地区（岭西地区）建成一个“缓冲带”，支持原伪兴安北省省长额尔钦巴图等成立了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史称呼伦贝尔第三次独立）。后来，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的感召下，呼伦贝尔自治政府于1948年1月撤消，正式归属内蒙古自治政府领导。
由于呼盟在国际斗争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其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特点，历来就为中央政府所格外关注。清朝初期，呼伦贝尔地区和布特哈地区均直属于中央政府理藩院管辖。1743年改由黑龙江将军管辖，设副都统衔总管衙门。清末和民国时期，呼盟地区实行旗、县分治制。东北沦陷后期，撤兴安东、西、南各省，唯保留兴安北省设置。1953年4月成立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区行政公署时，虽明令撤消呼纳盟，但在实施中却被保留下来，盟政府继续发挥管理职能。
50年代末期，呼盟行政公署成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1988年1月，国务院批准呼盟为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区。从此，呼盟开始走上探索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道路。
经济社会发展历程
清末以前，呼盟岭西地区主要以蒙古族逐水草放牧的草原游牧畜牧业为主，茫茫草原除几座喇嘛庙外，几乎无固定建筑物，即使军政合一的八旗官员公署驻地也只有几座蒙古包。岭东地区为达斡尔族、鄂温克族有少量开垦耕种和定居游牧、渔猎地区。额尔古纳河右岸边卡哨所也有少量农田。额尔古纳河中下游沿岸，有俄人入境盗采黄金。占全盟土地总面积60％以上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只有不足千人的鄂伦春人游猎于北部。历史上的呼盟地区，部落间纷争不断，战乱频仍，生产手段落后，完全受制于天的农牧渔猎经济极不稳定。
一
20世纪初，呼盟开始资源开发和建设现代产业，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近半个世纪中，呼盟经济和社会发展突出表现为三个特点：
1.盟外人员大批移入，农牧业经济发展迅速
1909年，全盟总人口为3.7万人，至1936年达到19.7万人，1947年达到27.5万人。清政府实施放荒招垦政策之后，山东、河北等地一些汉族农民进入呼盟岭东地区和铁路沿线垦荒耕种。1917年后，大批俄罗斯农牧民涌进滨洲铁路沿线和额尔古纳河东岸的三河地区，从事农牧业生产。此时，呼盟的农业很快形成了“两边一线”（嫩江边、额尔古纳河边、铁路沿线）的分布格局，成为与畜牧业并立的两大产业之一。光绪三十三年（1907），西布特哈地区有耕地28万亩，1930年达到59万亩，1946年达到188万亩，粮食产量达到1.17亿公斤。
俄罗斯人的连年迁入和1922年3000多名布里亚特蒙古族牧民移住呼伦贝尔草原，使呼伦贝尔草原牲畜总量大增。同时，他们带来了优良的牲畜品种和新式生产工具，生产方式也发生较大改变，城镇郊区型畜牧业得到发展。光绪三十二年（1906），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大小牲畜为38万头（只），1925年达到190万头（只），优良种畜三河牛、三河马和锡尼河牛、锡尼河马也从这时开始培育繁殖起来。此后，由于战乱和被掠抢，1946年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牲畜减少到70万头（只）。
2.地上地下资源遭外国列强掠夺
近半个世纪中，呼盟的资源和矿藏遭到沙皇俄国和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掠夺。1898年开始修筑中东铁路，俄国人就取得砍伐铁路两侧各17.5公里内林木的特权。之后，俄商又经清政府官员批准兴办林木公司，开始砍伐大兴安岭纵深地带原始森林。20年代，俄人每年从铁路运出木材3～4万立方米，仅20多年时间，便将滨洲铁路沿线和绰尔河沿岸的森林砍伐殆尽。沙俄还乘1900年“庚子外患”之机，于1912年同呼伦贝尔自治政府签订了林、矿、渔、垦等50多项合同，其中渔业达40多项。1917～1919年，沙俄以武力夺取额尔古纳河右岸金矿的开采权，到日俄战争结束的7年间，共掠采黄金1.3万余两。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呼盟，把呼盟视为反苏前哨和全面侵华的战略后方，实行法西斯统治，大肆掠夺呼盟林、煤、金、渔和农牧业资源，为其侵略战争服务。日本侵略者将呼盟林区划为3个经营区实行垄断经营，实施大规模掠夺式采伐，推行“剃光头，拔大毛，高伐根”的毁灭政策。14年间，仅从牙克石一带林区就掠夺木材1000多万立方米，毁坏森林9000多万亩。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成立“满洲采金会社”，统辖额尔古纳河畔的采金业。1933～1945年，不断扩建扎赉诺尔煤矿，共采煤234.3万吨。日本人还垄断呼伦湖渔业，1939～1943年每年捕捞量为4000～5000吨。日本侵略者把呼盟划入其东北军粮基地之中，以“开拓团”的方式实施大规模移民垦殖，几年间共移住呼盟近万人，其中从日本本土移入5382人。他们还通过农牧产品“出荷法”，大肆征取和廉价强购粮食与畜产品，以供其军需。
3.城镇经济一度发展较快
1905年日俄战争后，局势相对稳定，海拉尔和满洲里被划入东北16个开放商埠之列，以日本为主的德、美等国商人开始进入呼盟地区。1907年，满洲里设立海关。一年一度的新左旗甘珠尔庙会越办规模越大，成为中、俄、外蒙古的交易盛会。在商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与外蒙古和内地以商品流通为主的运输业也发展起来。由于城镇人口猛增，以饲养奶牛为主的城郊畜牧业随之出现。额尔古纳河沿岸因采金人增多，建起一些小镇。特别是1914年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俄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大批进入滨洲铁路沿线城镇，山西、河北、山东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来此经商谋生者日益增多。海拉尔、满洲里、扎兰屯、博克图、牙克石等地的商业、饮食服务业、金融保险业以及小型手工业、食品加工业得到较快发展。1926年前后，海拉尔手工业作坊发展到100多家，每年参加甘珠尔庙会的海拉尔商户高达300户。东北沦陷时期，日本法西斯在经济上实施高度垄断与“配给制”，民族经济一派萧条。
二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呼盟地区逐步建立了人民政权，进行民主改革，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得到贯彻、执行，民族团结不断加强，经济迅速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呼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很大成就。特别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和1988年进行试验区建设以来，呼盟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了长足进步，发生了巨大变化。
纵观40多年呼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1957年，其间经历了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个时期，顺利地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顺利，速度也较快。8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73倍，递增13.4％。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重要经济部门之间，比例较为协调，经济效益也较好。
第二阶段为1958～1962年，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片面追求所有制形式上的“一大二公”，分配政策上大刮“共产风”，再加上高指标、瞎指挥和经营管理上的混乱，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同时，由于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国民经济发展受挫，比例失调。五年间工农业总产值下降12.1％，粮食产量下降39％，木材产量下降25.2％，乳制品产量下降54％，农民收入下降8.1％，职工年平均工资下降17.5％。全盟国民经济发展受挫，人民生活遇到严重困难。
第三阶段为1963～1965年，即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三年中，国民经济在纠正错误中发展，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7.2％，市场状况和人民生活明显好转。
第四阶段为1966～1976年，即“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执行国家第三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民族政策，损伤了民族团结，阻碍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十年间全盟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2.7％，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1976年同1966年相比，粮食亩产减少24.5公斤，木材产量减少16.3％，乳制品减少35.4％。全员劳动生产率由1965年的5987元/人，降低到1975年的4409元/人，下降26.4％。
第五阶段为1977～1989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拨乱反正，实行工作重心、向现代化建设转移，呼盟进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崭新时期。12年来，通过从农村牧区首先开始的国民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实现了呼盟经济和社会发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二个最好最快的时期。1989年同1977年相比，全盟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33.7％，年平均增长11.14％。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由877.86元增至957.88元，增长9.1％。农牧民年纯收入1978年为101元，1989年为778元，增长6.7倍。全民所有制职工1978年人平均工资772元，1989年为1745元，增长1.26倍。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呼盟经济发展形成了以下四个特点：
1.同国家建设紧密连在一起
人民政权建立后，呼盟各族人民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在全国一盘棋上来考虑，在建设呼盟的同时，找准位置，顾全大局，全力支援国家建设。
呼盟境内的滨洲铁路线西段，既是国际通道，也是呼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命脉。40年来，呼盟各族人民千方百计保持这条交通要道的畅通无阻，在各个历史阶段为革命和建设做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
40年中，呼盟支援国家建设木材1.22亿立方米，煤炭1.17亿吨，乳制品12.47万吨，还有大批良种牲畜和工业品原料。
40年来，接纳和安置各地来呼盟的人口100多万。呼盟总人口由1949年的31万人增加到1989年的251万人。在60年代初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和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后期，接纳几十万外省区的农民，并在宜农新区建立起拥有15万人、综合农业生产能力占全盟40％以上份额的两个垦区；同时，茫茫林海亦已开辟为拥有百万居民的新兴社区。通过封山育林、迹地更新，维护了大兴安岭生态环境的基本平衡，保证了国家东北天然屏障的安全。
40年来，呼盟人民牢记保卫国家边疆的神圣义务。在60～70年代国家投资锐减、地缘优势变成了发展地区经济的劣势、能源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的情况下，各族人民为国负重，艰苦奋斗，始终保持军政军民坚强团结和民族团结，保持边境的正常秩序，保卫着边疆的安全。
40年中，呼盟得到国家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1953～1989年，36年中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达65.3亿元。呼盟的森林工业、能源工业、国有农业和主要的加工工业及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至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依靠国家大力支持获得了较快较大的发展。
2.建成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的国民经济体系，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40年代末，呼盟基本是农牧业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二、三产业特别是工业十分落后。1949年，全盟社会总产值中农业产值占55.7％，小型工业和手工业作坊的工业产值仅占社会总产值的18.9％。从50年代开始，森工、煤炭、乳品、皮革、电力、机械、建筑、毛纺、造纸、食品以及冶金、化工、橡胶、塑料等工业行业迅速发展。到80年代末，林业、农业、畜牧业、渔业均成为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生产基地。森工、煤炭、乳品、纸浆等成为国家骨干性企业。1989年，全盟社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42.35亿元，比1949年（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1.87亿元增长21.6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725.7元，比1978年增长3.2倍。1989年，在全盟社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占50.6％，农业产值占25.2％。
3.东北能源基地建设起步
呼盟煤炭资源丰富，已被国家长远规划列为东北能源基地。远景规划方向是建设大型坑口电站，走煤电联营的路子，通过50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向东北地区输电，装机容量1000万千瓦。伊敏河矿区是国家“六五”期间规划建设的五大露天煤矿之一。1978年海拉尔——伊敏专用铁路线竣工。1989年3月国务院批准伊敏河煤电联营筹备处正式成立，一期工程（500万吨露天煤矿配套100万千瓦装机容量）的第一台50万千瓦装机的电站动工。能源基地建设必将成为呼盟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牵动力量。
4.沿边开放建设步伐加快
进入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88年初被批准为改革开放试验区后，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呼盟地缘优势日益显示出来。试验区建设一开始，就确定了大开国门，“打通两端，网开一面”，“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发展，改革、开放、发展三位一体”的方针；实施以全方位开放驱动全局的发展战略，从政策优惠、服务效率、基础设施（主要为交通通讯条件和口岸城市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创造“宽松、高效、文明”的开放环境，全面展开了沿边开放带的建设。试验区建设仅仅两年，就取得对外开放的突破性进展，对俄、蒙边贸有成交权的公司达8家，盟进出口公司获现汇贸易成交权。贸易触角伸到俄罗斯十几个州市和地区，与100多个贸易伙伴建立了业务往来关系。在边贸基础上，还广泛开展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工程承包、合资办厂、劳务输出、跨国旅游以及卫生、医疗等方面的合作。1989年边贸签约超过2亿瑞士法郎（实际过货7660万瑞士法郎），比上年增长4.6倍。1989年结束了呼盟没有自营创汇贸易的历史，与联邦德国、日本及香港的十几家客商签约185.8万美元，结汇35万美元。通过口岸建设，1989年全盟有三个通商口岸和一个临时过货点。对外开放还极大地增强了国内横向联合的吸引力，仅1989年就引进外地资金9545.2万元，实现物资协作4942万元。此外，还利用世界银行贷款5000万元。沿边开放地区建设的良好开端，昭示着呼盟将沿着改革、开放、开发三位一体的发展战略方向阔步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