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昌平州志》是吴都粱、耿继先纂修，康熙十二年(1673年)澹然堂刻本。共二十六卷,今缺首卷。图十二，均有小序。艺文志所收历代皇帝诗文，多与昌平无关。
康熙十二年，皇帝命各州县修志。昌平州官福建人吴慎与奉天人耿继先，“出清政之余闲”，仅用了数月的工夫便完成了一部新的昌平州新志——这是徐化成为该志写的序中透露的。俗话说：“慢工出巧匠，快了没好活。”如此仓促成篇，作者肯定没有时间做实地考察，其质量如何是可以预知的。
从新志序中可以看到，徐化成是昌平人。吴慎、耿继先的州志在付梓之前，请徐化成作序。徐化成在“数千里”之外为官，看过之后称赞吴、耿二人“砥节敬官”，编修新志是“覃思远举、表彰绝业”，志稿“博采旁搜、洪纤毕举”，并指出了该志两个主要贡献，一是收录了清朝皇帝“礼爱前朝诸陵庙”、禁止左右樵猎、每岁遣官致祭，并且为崇祯修陵的“盛德宏规”；二是“其最所异者，则有田赋里役之志”，各乡邑田亩几何、赋税多少、如何出徭役等等可谓不厌其繁。徐序中透露，吴、耿二人乃“勋德名家”，可能出身是有背景的，因而徐化成不敢得罪；况且应邀作序是好大的大面子，自然要极力赞美、只敢褒而不敢挑毛病。
其实吴、耿修的这部新志，除了对清帝廷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之外，内容涉及有限，编纂粗糙，舛误多多。
比如，新志将明初大将徐达、常遇春也收录在“名宦”之中，实在没有道理，因为这两位当过京城的长官，跟昌平的关系不大；比如文字差错，“在州治西北十五里，相传元时积粟饷兵”的“积粟山”错为“积栗山”。如果说这是编排中抄写造成的笔误，那么将燕平八景之首的“天峰拔萃”误为“天峰拔翠”，就是原稿之错了。我估计，吴耿二人可能不懂“拔萃”是什么意思。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身为昌平的地方官，竟然不熟悉昌平的地理。比如对高梁河的描述，说高梁河“东经州治沙涧，又东南经高梁店，流入都城海子”。流经沙涧的是南沙河；高梁店位于北京城东南的通州，不在京城西北。笔者以为：新志大概把温榆河与高梁河弄混了。
再如神岭峰，新志说是在州南三十五里。——州南三十五里快到清河了，那里有山？再往南倒是有一座仰山，那是北京奥运会之前堆起来的！
还有仙人洞所在地的蒋山，位于昌平城以北3公里，新志说“在州治东二十里”。仙人洞原来也叫神仙洞，本是一个山洞，在新志中却变成了两个，“一在东北蒋山中，一在中山口”。
银山铁壁，在昌平城东15公里处，新志说“银山，在州治东北七十里”。山的方位、里数都不对。
更为可笑的是，新志把白浮山和龙泉山说成是两座山——
“白浮山，在州治东南十里，上有二龙潭，流经白浮村。元郭守敬引此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流入积水潭以通漕运。今潭上有神龙祠。”
“龙泉山，在州东南五里，山之绝颠有敕建都龙王祠。山腰间一洞……洞之北麓有龙潭，深不可测。潭之东有数泉出乱石间，清冽可濯，遇旱往祷告辄应，山水颇佳，为一郡游观之所，即八景龙泉喷玉处。”
旧志说：“龙泉山即白浮山，在城东南五里。上有都龙王祠，山半一洞……洞北有潭，潭西北泉出乱石间”——此泉就是白浮泉。
新志不仅把白浮泉所在地一分为二、而且拉开了五里的距离。最后一句“即八景龙泉喷玉处”尤为荒谬。燕平八景之一的龙泉喷玉说的是九龙池。九龙池位于“昭陵西南，于山崖下凿石为龙头，泉出其吻，瀦而为池”。 新志中也标明了九龙池的方位“在昭陵右侧，泉出山麓，凿九龙以注池”，却明知故犯，把“龙泉喷玉”搬到了白浮泉，并说“喷”字不雅，改龙泉喷玉为龙泉漱玉，然后张冠李戴，把崔学履吟咏九龙池的诗也安到了“龙泉山”头上。新志的作者不是昌平人，出错倒也情有可原，而今人则走得更远，索性把九龙池也搬到白浮泉来了！
为了尽快完成皇上交办的差事而敷衍了事，哪管错误多多，这就是《康熙昌平州志》。光绪年间修成的《昌平州志》则没有沿袭康熙新志，倒是纠正了吴、耿的一些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