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志介绍
书 名：峡江图考（全2册）
作 者：江国璋 撰
版本项：光绪20[1894] 袖海山房书局
大 小：22.6M
版 本：彩色原图高清版
长江上游，自四川省宜宾市到湖北省宜昌市之间长达1033千米的河段，因大部分流经四川盆地，俗称川江。其中重庆以上的370千米称上川江，纳岷江、沱江、嘉陵江几大支流，水量倍增。重庆以下660千米称下川江。下川江流经著名的三峡，故又有峡江之称。
川江自古素以众多的急流险滩和两岸绮丽诡谲的崇山峻岭闻名于世。亦被人们叹为“绝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四》描述道：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渌潭，迴清倒影，绝巘多生柽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屡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尤其是川江一路滩险密布，水流结构复杂，对川江船舶航行的影响历来都是为害甚深，行船船主商旅莫不畏如虎狼。若得一本全面详覈的河道地图以备随时查询参考，而可保航程安全无忧，则一大功德也。清末，巴县县令国璋经实地踏查，辅以考证增补前人所著，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编纂完成了第一部较为系统完整的三峡河道地图集——《川行必读峽江图考》（简称《峡江图考》）。
书成之后，最早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上海袖海山房书局石印出版，分上下两册，合装为一函。笔者所藏即为这一版本（原函已佚，为笔者订制重做）。整体呈线装横本16开大小（24×19.5CM），白棉纸单色石版精印，以中国传统山水画技法精雕细琢而成，白描线条清晰可辨，墨色均匀细腻，历历在目，犹如俯览一幅川江山水画长卷，久久不忍释卷。
版本考略
袖海山房版上下册封面皆乃“鹵湖渔子”篆体“川行必读峽江图考”的题签，扉页为“峽江图考”四个隶书大字。上册内文先是编者撰写的“峽江图考叙”，其后是“宜昌至夔府水道程途”，即分列沿途各城镇、滩险位置、水文及里程；其后是宜昌至夔州（今重庆奉节县）段的水道图53幅，最后是“夔府至宜昌水道程途”，与前顺序相反，所列诸条则完全一致。下册开篇则是“夔府至重庆水道程途”，其后是夔州至重庆段的水道图44幅，最后又是相反的“重庆至夔府水道程途”。
如此编排，按照编者的说法即：“上水则从册首以逮尾，下水则从册尾以达首，反覆顺逆，皆可浏览。每篇上下对列名目、道里、远近，附录极楚。尤复证以古今之沿革，俚俗之歌谣，舟师楫人之口授指画。”也就是首尾循环，不论上水下水，皆可顺逆浏览，各取所需，方便检阅，“入斯峡者，请于风樯缓发间，以左右顾盼，然后取此图而历证之，庶不哂所图之或妄也。”这种编纂体例大大适应了三峡行舟的特点，可谓别具心裁，“是在地图编纂和航道图编纂史上一个重大的创新。这种创新除了对于行舟者十分方便外，更在于其对于图籍的编绘创下了很好的体例，至今值得我们出版和文化界参考和借鉴。”①
国璋在编纂其间，参考了宜昌总镇罗笏臣的《行川必要》一书，“考其得失，证以详略，拾遗补缺，而谨志之。”遂合罗笏臣《巴东至东湖峡路图》、夔州知府汪晓潭《由夔至巫创修峡路图》及《救生船勇弁图》三图而为一册，“因影本笏臣军门《峡江图考》，并上三图折衷之，而图为一册。更新增由万（即万县）至渝数页，虽不迳云完善，然亦不大缺略也。其异于罗图者，罗图详于南岸，此则补之以北岸。”由此，一部完整无缺的集大成的三峡河道图册便诞生问世了。
袖海山房版为《峡江图考》公开出版的最早版本，袖海山房此后亦未曾再版。1917年宜昌晏文盛书局据袖海山房本翻印出版，此后再版数次。晏文盛书局版图册题名改为《行川峡江必要图考》，其余除版权页外与袖海山房版完全一致。笔者曾于网络上见有一彩色版本，版权人不明，乃手工上色，尚不清楚是个人私自上色还是由出版人上色。
编纂缘起
光绪十六年(1890年)三月，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辟为通商口岸。列强随之在重庆纷纷设立领事馆，开辟租界，设洋行，建工厂，开采矿山，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川江航运逐渐沦为外人控制。在此之前，打通川江航道，强迫重庆开埠，成为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意欲深入我国西部的一个重要目标。
开埠前，英人约翰·立德假借游历内地为名，自汉口乘“固陵轮”上溯川江直达重庆，沿途窥探航道情形，引发外交事件，以致民情忿怒，四川总督刘秉璋遂遣重庆府知府唐勉舟与国璋一道至宜昌同英方进行交涉。这就是国璋于叙中所述之“岁在已丑（即1889年），会有轮船入川事，余奉宪檄，赴宜郡赞议，因于诸滩险要，留意有加焉。”
中英川江行轮谈判历时三年，最终以《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签订而宣告结束，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斡旋下，双方都作了部分让步，清政府得以暂时阻止了外籍轮船入川。这一事件对国璋的冲击很大，《峡江图考》正是在谈判最为紧张的阶段完成的。国璋深感形势剧变，决意趁此编绘是书，一则为地方留下一部完备实用的航道图志，以应不时之需；一则体现了其“务当世之务”的经世致用的目的，“引古筹今”，重调查研究，穷原究委，考正得失，一方面参考前人著述，增补所缺；一方面通过实地踏查，“行峡八次，每当停泊辄询榜人，凡躬历诸险必详究委末，记之以笔，目之曰江行纪程”，以政治性和实用性兼容的经世致用与服务地方为纲要，也可以看作是对晚清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时代大变革、大冲击背景下的一种自发性警觉认知的反应。
赏析有感
《峡江图考》以写实性的立体、鸟瞰的山水绘图手法，“勾画出了明显的河道岸线和大量的险滩位置，使其有明显的河岸之分，增强了图的直观感，具有一定现代河道图的一些特点，对于航运的参考价值明显增大。”②特别是对两岸地貌的准确表达，采用对景法描绘川江一路真实再现，河道礁石相对，河岸两分，一山一木、一礁一石都摹绘清晰，纤毫毕现，取法自然，有如身临其境。再加以标注沿途众多滩险及行船注意事项或民间民谣，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总的说来，“《峡江图考》写实性的图绘内容，形象化的书写方式，便利化的编纂方式，是传统川江航道图中最为精美的代表，这就不难理解其书籍传播中不仅受到外国人之称赞，还成为上层文人收藏的珍品。即使在现代川江航道图兴起以后，《峡江图考》依旧有其独特的价值，如民初《最新川江图说集成》一书的底本就是《峡江图考》。特别是其独特的图绘内容与表现方式，对于今天三峡导游图的编纂来说，亦是值得借鉴的宝贵资源。”③百年以来，川江航道的整治使一些滩险不复存在，如奉节段有名的滟滪堆在1958年就已炸掉清除。尤其在三峡大坝建成启用后，原来的众多景致更是沉入江中，也许再无重见天日的一天。一部《峡江图考》就成了活生生的历史见证，弥足珍贵。
关于《峡江图考》的进一步分析和见解，可参见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蓝勇教授的《三峡最早的河道图〈峡江图考〉的编纂及其价值》，以及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李鹏博士、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常静讲师合著《晚清川江内河航运变迁与航图制作——以〈峡江图考〉为中心》两篇文章，于此不再赘述。
作者辨误
国璋 (1839-1900年) ，字子达，杭阿坦氏，蒙古镶白旗人，历任川省隆昌、华阳、宜宾、内江、江北、江津、巴县等地县令。任内广施惠政，深受地方敬仰。著有《峡江图考》、《教种山蚕谱》、《重庆府治全图》，《江北舆地全图·题识》等。因其家族驻防京江（今镇江），且又是其籍贯所在地，故而依照当时习惯，行文落笔处于姓名前加上籍贯地。所以《峡江图考》叙中编者落款书作“光绪十有五年嘉平月京江国璋识于彝陵差次”。
如此一来，便误导了不少人，将作者记为“江国璋”，不少学者或机构以讹传讹，贻误甚深。目前所知即有《中国边疆图籍录》、《长江上游航道史》、《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舆图要录》等书，以及国图网站或其他一些拍卖网站，均写作“江国璋”。此误在蓝勇先生《三峡最早的河道图〈峡江图考〉的编纂及其价值》一文中早已指出，为使谬种不致长期流传，于此颇有强调重申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