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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地方志
书名：枣强敬义书院志
卷数：一卷
作者：方宗诚编
版本：清抄本
格式：原书原貌彩色高清PDF电子影印版
大小：14.48 MB
页码：58双页
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地方志，枣强县的敬义书院
敬义书院，是由枣强知县方宗诚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修建。方宗诚（1818-1888 年），清代学者，桐城派后期名家之一。字存之，号柏堂，安徽桐城人。官枣强知县，论学宗程、朱，建正谊讲舍、敬义书院，集诸生会讲，从游甚众，有《柏堂全集》《志学录》等。在其撰《创建敬义书院记》中首先对董仲舒家乡的历史沿革进行了阐述，结合对太公（姜子牙）与枣强历史渊源的记述，认为历史记载即使无法考证真伪都不影响人们对他们的仰慕，“刘邵《续汉志注补》则谓太公棘津琅琊海曲，非此城也。夫太公之果尝困于此，事远难稽。即董子之生果为今枣强境与否，亦未可定。然人心秉彝好德之良，与学者慕古希贤、希圣之怀，有非口舌所能夺者，是固可以置而不辩也。”这里是董仲舒的家乡，姜太公曾困于此地，说明姜太公和董仲舒与枣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均为古代先贤圣人，后人修建祠堂与书院以做纪念当为应然之举！且大原书院已于明万历年间檄毁并改为察院，并且察院也已经毁圮，无法找到大原书院确切的原址，太公祠亦久圮，重建一个书院以纪念二位先贤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敬义书院则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成。“县固有大原书院，近董子祠。旧志载：明万历初，张江陵为相檄毁天下书院，遂改为北察院。今察院已毁，旧址无可证矣。惟董子祠如故。太公祠亦久圮。春秋有司设席棚城外致祭。书院旷废已三百年。学之不讲，盖亦久矣”。大原书院毁坏，而董子祠尚存，亦能说明董子故里百姓对董子的怀念和敬仰之情。据以上资料，敬义书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大原书院遗址上修建的，是对大原书院的恢复。
方宗诚对姜太公也有着高度的评价，认为姜太公是早于孔子的圣人：“考太公曾封武成王，盖以诗有‘时维鹰扬’之语。又以世称《六韬》《阴符》为太公之书。予谓太公于古实闻道之圣人。”“其后，孔子作《易传》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其言与尧舜禹汤同揆，而实则太公已先发之矣。”孔子做《易传》所阐释之道，而姜太公却阐释在先。这样的先贤圣人与枣强有着密切的历史缘分，这是作为枣强人的自豪。“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谓‘吕尚困于棘津’。《集解》徐广曰：‘在广川。’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于‘冀州清河国’下称‘广川故属信都，有棘津城’。”上记太公困于棘津，棘津即广川，广川即指枣强一带。
董仲舒作为本地历史上的思想家对汉代及后世政治哲学和思想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方宗诚认为董仲舒对汉武帝产生的影响和姜太公对武王产生的影响是没有区别的！“当汉武帝时，功利横流，学术淆杂。而董子独抱仁义礼乐道德为学。其对武帝策曰：‘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又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其旨与太公所以告武王者无以异也！”至于书院的修建，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引古人为州里之荣耀，更在于“求道”及“求道之要”，作为圣贤故里之书院，学古人，慕古人，诵古人之言，行古人之行，学做古人，学为圣贤，成为书院之要义和宗旨。“学不可不知道，而求道不可以不得其要也。且夫古之圣贤亦人也，予亦人也。所贵于慕古之人者，求其所以为古人者，而师之也。诵古人之言，行古人之行，则予亦古人而已矣，岂徒扳引古人以为州里之荣哉！”
同治十年（1871 年），在县衙署西侧，初设讲堂五间，并立有学规。同治十二年（1873 年）在枣强前知县张君购买的宅基地基础上，于董子祠前面，修建了敬义书院。书院之名取之于太公所述丹书之言，名为“敬义书院”。讲堂墙壁上书写董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院训，以引导生徒经常反思自己。每年考核学业之时必先拜董子。对姜太公的祭祀也在讲堂进行。对生徒的要求，不要被科举所束缚，不要为科举而科举，而应该以董子和太公之所倡导为学习目标，“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
附（清）方宗诚《创建敬义书院记》如下：
枣强汉属清河郡，与广川邻。历代沿革分合迁徙不常，名屡更，遂与广川相杂。故今犹称古广川，云汉大儒董子盖生是郡。今县城中有董子祠三焉。又相传为古棘津地。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谓“吕尚困于棘津”。《集解》徐广曰：“在广川。”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于“冀州清河国”下称“广川故属信都，有棘津城”。今县旧有太公祠，盖用《史记集解》之说。且棘与枣相类，故援引太公以为地重。而刘邵《续汉志注补》则谓“太公棘津琅琊海曲”，非此城也。夫太公之果尝困于此，事远难稽。即董子之生果为今枣强境与否，亦未可定。然人心秉彝好德之良，与学者慕古希贤、希圣之怀，有非口舌所能夺者，是固可以置而不辩也。
县固有大原书院，近董子祠。旧志载：明万历初，张江陵为相檄毁天下书院，遂改为北察院。今察院已毁，旧址无可证矣。惟董子祠如故。太公祠亦久圮。春秋有司设席棚城外致祭。书院旷废已三百年。学之不讲，盖亦久矣。考太公曾封武成王，盖以诗有“时维鹰扬”之语。又以世称《六韬》《阴符》为太公之书。予谓太公于古实闻道之圣人。其告武王以丹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实与《虞书》危微精一之传“成汤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之论若合符契。其后，孔子作《易传》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其言与尧舜禹汤同揆，而实则太公已先发之矣。是以孟子历叙道统于太公望，称为见而知之。推重如此，诚百世之师也。后世不考《六韬》《阴符》皆周末秦汉人所附托，而鹰扬之绩特太公功德之一端。封为武城，不亦陋乎？当汉武帝时，功利横流，学术淆杂。而董子独抱仁义礼乐道德为学。其对武帝策曰：“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又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其旨与太公所以告武王者无以异也！故刘向称其有王佐才，虽伊吕无以加。而刘歆独不然其父言，刘龚、班固附而和之，是皆未闻乎大道之要者也。夫为学而不知道求道，而不得其要。其论古固涉于偏陂。其所以致知与力行者，亦必散漫而无纪，杂陋而鲜。当其处困穷，既不能隐居求志，以期道集于阙躬，其用于世又何能行义达道以佐君而致治？况欲其或汘或见，立德立言，使百世之下闻风而兴起，不亦难乎甚矣。学不可不知道，而求道不可以不得其要也。且夫古之圣贤亦人也，予亦人也。所贵于慕古之人者，求其所以为古人者，而师之也。诵古人之言，行古人之行，则予亦古人而已矣，岂徒扳引古人以为州里之荣哉！
同治十年，予来宰枣强。构讲舍五间于署之西偏立学规以课士。又二年得前邑令张君所购宅基一区，在董子祠前。爰筹资创建书院讲堂。因取太公所述丹书之言，名之曰：“敬义书院”。而讲堂则大书董子正义明道之训，以为诸生观感之资。诚以之数言也，乃大道之要。而学之所当法守者也。每岁课士时，率诸生拜董子之堂。而春秋太公之祀，亦即于讲堂设位行礼，以革除野祭之非。愿诸生肄业其中，无徒囿于世俗科举之陋习，而必以太公董子之所以教者为师，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庶无负区区创建之意也夫。同治十三年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