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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合川区地方志， 【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八十三卷）郑贤书等修，张森楷纂。郑贤书，字东琴，四川永川人，民国六年（1917）任合川县知县。张森楷（1858一1928）原名家楷，字元翰，又字石亲，号式卿，四川合川人。光绪二年（1876）入州学，得学政张之洞奖《輶轩语》、《书目答问》二书。次年入成都尊经书院肄业。五年山长伍肇龄推荐人锦江书院深造并兼任襄校。历时八年，撰成《通史人表》、《二十四史校勘记》等初稿。光绪十二年（1886）任家乡振东乡校主讲凡七年，编成《文字类要》等教科书一百二十五卷。二十一年（1895）任尊经书院襄校，执教三年，补齐《二十四史校勘记》所缺。应宋育仁约，编纂《历史邦交录》一百卷。二十四年（1898）出任邻水玉屏精舍主讲，修订《通史人表》。民国初期官四川总司令部参议员，后从事蚕桑发展研究，编修《四川通志》。一生“以身殉学”。著作共计一千二百八十四卷。
此《新修合川县志》由郑贤书倡修，延聘森楷为主办兼总纂。张森楷受聘后，立即写成凡例，公开征求意见，随即又组织编写班子，雇用测绘、采访事务工作人员，设志局于东岳庙，每天早餐后前往志局处理各项工作，晚上才返城，无论风雨寒暑，两年多如一日。张森楷精力过人，六十多岁的老人还能坚持工作，天明即起，做至三更时刻才就寝。他从岳池县请来一批刻字工人，住在他家，按卷交他们粗板，刻好一板，印成样张，送与他审阅，及时改错，有时还加眉批，字多的达数百言。《新修合川县志》民国六年（1817）创稿，至八年（1919）冬，全部完成，总计七十六卷，装订为三十二册，为合川自有县志以来未有的巨著，它和在前的《遵义府志》与后来的《巴县志》相比，皆远为过之。开局之后，逾年郑氏奉调离任，接任知事吴国琦（四川江津县人）、陈世虞（四川巴县人）等继续筹款督修，至民国十年（1921）王鉴青（成都人）任内，方最后成书付梓，次年刻毕印行。此志分图经、谱、掌录、列传、余编、文在六大类，共五十六门附五门，约100多万字。为四川省纂修较住之的旧县志之一。不惟卷轶浩繁，内容丰富，且考证精确、记事详切。此志的目录，分为：（一）图经四卷，内分形势，T建置，山经，水经四子目；土（二）谱二卷，内分大事，官师，选举，民献，士族，邦媛六子目；（三）掌录二十五卷，子目较多，其中如典礼，蚕桑，艺文，金石等录都占有较多的篇幅；（四）传三十卷，由官师到流离均分为子目；（五）余编一卷；（六）文在一十四卷。上述六部分的文字不尽出于张森楷的手笔，在掌录中如农业，矿业等项则是李昌运写成，但在全书中，比重不大，而且张森楷加了不少的按语和眉批，所以梁启超记其事，称之为“张森楷独撰”。但张森楷不夺他人之美，本《新唐书》前例，分署他自己与昌运的姓名。所谓“图经”，“图”指官署，学校的立体图，“经”指文字的说明。仿《水经注》体例，用子注的形式附录乡先辈的住宅、坟墓之处及诗文可存者。旧时县志有八景、十景之说，模绘山川风月，等于捕风捉影，十分恶劣。张乃孚与程业修的前志都不免俗，唯有张森楷新县志不落此套，而且予以批判。谱与表名称不同，实际是一件事。正史自《史记》，《汉书》之外，以《新唐书》各表为最有影响，新县志的谱即以《新唐书》为蓝本，对发生在县境的事与人各为立表，其中如《士族》为其他县志所无。明清之际，县内人丁激减，土著无多，由湖广、江西、福建、广东等省移民而来落户安家至数千之众，由士族谱所记载的，可以作为绝好的证明。别县志书可能亦有这类文字的记载，但是要如新县志那样的记到姓、族以至于人，是绝对没有的。掌录无异于《文献通考》或《续文献通考》的缩影，不过前者是通史的，而县志的掌录只限于一个基层行政区域，但仍然是贯穿一县的古今人与事的史实。所谓“掌录”，“掌”取义于两汉各县职官的“掌故”，二百石，相当于后代县政府的科长，“故”就是档案；“录”是各科档案的综合叙述，整理成文，可以上供国史采择，下为地方志的文献资料，而这些资料完全是官方的，可以印证国史，甚至在国家丧乱，文献散失之余，地方档案反而可以成为国史的重要资料来源。所以，地方志中的“志”，“录”或者“记”等皆有一定的学术意义，此志的各种掌录中，以艺文，金石两部分最有价值，可供后代人取法。艺文掌录就是合川县和与它有关的人从古到今所有著述的提要，远溯于班固《汉书·艺文志》，近取法于清《四库全书书目提要》，自成一家之言，以往各地方志少有注意到这方面。近六七十年以来人事变化极大，各地方前人的著作被毁灭的不知几许。如果各县志书各有艺文录，就可据以核实各县典籍已亡失与尚存在的数目。此所著录的书目，每种有一提要，文字长的可达数百言，辨章源流，抉择得失，兼专家与通才二者而有之，非深于学术的人做不出来，是新县志最精粹部分之一。金石录可说是合川县的金石文录与考证，为欧阳修与赵明诚两经典著作在地方志中的具体运用，可以自成一书，单独发行。诸掌录中有典礼一项，记载的丧礼引用清秦蕙田的《五礼通考》有关凶荒的全部文字，详述仓储制度的原原本本，对当年不恤民隐、剥削加剧的世道，救灾赈饥，有现实与深远意义。列传占新县志相当大的篇幅，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官师以至列女，僧道，流寓，可传于后世供县人取法的，无不为之立传。张森楷依照史例，对生存人的事迹不录，但有时不免破例，用低一格的方法以示区别。在传中最为突出的：一是为“奉使”过境的人立传。“奉使过境”意思是出差经过县境，曾有的短期停留，如季汉的诸葛亮，张飞是。二是在名人中破除男女界限，同列在一卷之内，如明末女都督又加宫保的秦良玉。三是取材极广，家传、行述、事略、旧州志的传记、墓志铭皆在采用之列，即采访员从别人口中得来的，祠宇碑文，乃至认文之类有可用的，无不用上。四是记事较详，见于官师传中的有好几处。以前作地方志的人对本地的名宦事迹详于任期以内，去任之后的就略而不言，或者几句话带过去；独独新县志于可传的事，不问是否任内的，可详则详，如于成龙迁武昌府以后的事实，与合州并无关系，却有较多的记载，即是一个例子。五是序传。这是以《史记》，《汉书》为本的，由此可知，新县志既是一家之言，又是一家之学。余编纪的是与合川县地的与人相关，而不能引用到上述各类的文字，可看成漫谈的总汇。文在是《合川文在》的简称，取义于孔子“文不在兹乎?”一语，足见张森楷对《文在》的高度评价。从汉到民国初年凡县人可以人选的作品，都收人于《文在》内，不但为合川志所仅有，于全国各县志亦为少见。《文在》与宋袁说友的《成都文类》、明杨慎的《全蜀艺文志》体例一致，有十四卷之多，保存县人文学作品，所以有“过而存之”的寓意，史家用心正应如此，与选文家一切从严，如姚鼐等人的主张大有不同。梁启超论此志，以为得未曾有，说它与《江阴县志》同是康熙以来县志中的佳者。所言并非溢美之词。（参阅乙三：《《民国新修合川县志）述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第90-87页。）此《新修合川县志》今存民国十年（1921）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