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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郑县志
周秉彝等修，刘瑞麟等纂。民国五年(1916)刊本。十八卷，首一卷。目为：天文志、舆地志、建置志、食货志、礼乐志、风俗志、秩官志、自治志、选举志、人物志、列女志、艺文志。本志秩官志名宦一目，理宜列诸人物志，列于秩官之后，亦可，此编列于管城驿，殊非体例。食货志，将丁漕杂税、车马学款，均照新章开列。艺文志虽无书目，收亦不滥。
现存的郑州旧志，嘉靖及康熙两种志书，均已成为仅存一、二部的罕见本，比较常见的为乾隆《郑州志》及民国《郑县志》。这些志书共同特点就是因袭旧志的多，增添新内容少，如乾隆《郑州志》便十分典型，较之康熙志变化极小，主要是官师、选举、人物诸志的补续和在艺文志中增辑近人诗文著述而已。比较起来，民国五年周秉彝、王扬翰修，刘瑞麟纂的《郑县志》是郑州诸志中收罗内容最多，且实用此志于民国四年开始征集资料筹备修价值最大的一部志，董其事者为县知事周秉彝，未几周病殁，由其后任王扬瀚主持，民国五年三月正式设立县志编辑局，至十一月成书。担任主纂的为邑人刘瑞璘，刘系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直隶本 考栾城县知县，旧学颇有根基，但他又曾被派赴日察，著有《东游考政录》，辛亥革命前后任北京《振华报》、天津《醒世报》、《河南通俗报》等报编辑，回郑州主持过郑州文献征集处，并任《郑州日报》主笔，因此他是封建科举时代的正途出身，又接受了一些民主思潮和欧美文明影响，这部《郑县志》就充分地反映了他既充当封建主义卫道士，又摇摆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之间的世界观。
这部县志与乾隆《郑州志》相比，体例变化不大。乾隆志分为十二卷，计有星野、舆地、建置、食货、礼乐、官师、选举、人物、艺文等九个专志；民国的县志则扩大为十八卷，计有天文、舆地 建置、食货 礼乐、风俗秩官自治、选举、人物、列女、艺文等十二门。这里表面上比旧志增加了风俗、自治、列女三门，实则并无多大变化，因辛亥后出现了一些民众团体、民众组织，这些人士不能算政府职官，职官志中无法安置，才另辟一门“自治志”容纳之，而风俗、列女，不过是从旧志的“礼乐志”、“人物志”中分出来加以扩大罢了。从内容上来说，《郑县志》实际上百分之八十是乾隆《郑州志》的翻版，略加增辑乾隆后百余年中出现的职官、人物和建置、赋税变更，再加上几篇时人艺文而成。虽然序言中声称曾对旧志加以考订，实则考订纠正者极少，而旧志中很多讹 照样沿袭下来，如旧志的艺文志中把唐代诗人罗邺的一首诗误为罗隐所作，《郑县志》中照样重复这个错误。而且在刊印上亦嫌草率，鲁鱼亥豕，较之旧志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郑州自清末以来，由于成为铁路交通枢纽，地位日渐重要，出现不少新事物，但由于修志人的因循守旧，不敢大胆突破框框，致使不少重要经济文化资料失载，比如建置志虽记有京汉、陇海两铁路的名称，但其修筑年月及有关详情均未写入，一些学校、工厂也只列举名称而已。而且当时已有《郑州日报》创刊，应是地方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但志书中毫无反映，只是纂修人刘瑞璘在志书中加入自己著述多篇，其中有一篇《郑州日报宣言》，以及卷首一幅插图中题有“郑州日报社刊”字样，才使我们知道当时已有这个报纸存在，但此报纸究竟何年创刊，出版情况如何，都不能考查出来。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能不 是《郑县志》的一个很大失败之处，比起同时的其它县志，增加“实业”、“教育”、“交通”诸门，并详记始末，二者相比，其优劣是显而易见的 而更为糟粕的是纂修人在忽视记述经济、文化等新事物的情况下，却不厌其烦地去采访烈女事迹，把乾隆旧志中人物志的列女门析出，扩大为二卷，所收节妇、烈女竟增至千人之多，在礼乐志中，祭天、祭地、祭孔的礼仪，罗列尽致，篇幅也大为超过旧志，对照艺文志中所载刘瑞璘写的《维持孔教请愿书》一文，就明显看出这是与纂修人的封建保守思想分不开的。
尽管如此，主纂人刘瑞璘又有其受新思潮影响的一面，从整体来看，不能说没有一点优点，如在人物志中，他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地方人士列传，在艺文志中为反帝、反清、反袁的革命烈士写了《追悼郑县三烈士曲》，都含有进步思想。
自治志中收录了当时各行业商会的名单，建置志中记载了民国二年成立的邮电局，机关一门又详列了当时的县议事会、警务公所、警务分所、公款局、视学所、商务会、县参事会等机构名称，对考证当时的行政概况不无稗益。这些虽然篇幅不大，记载过简，但颇具史料价值，正是整个志书精华所在。在附录中，又收入了郑州诸旧志序跋十三篇，对研究已失传的旧志也有参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