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民国川沙县志》二十四卷 方鸿铠修 黄炎培纂

上海市浦东新区地方志，川沙县志   二十四卷首一卷   铅印本   方鸿铠等修;黄炎培纂   民国二十六年[1937] PDF高清电子版影印本下载

民国元年（1912年），川沙厅改为川沙县。民国2年（1913年），川沙知事方鸿铠听从地方人士的请求，批准拨款续修《川沙县志》。民国3年（1914年），新任知事李彦铭委任57岁的陆炳麟为川沙县修志局主任，遂于是年冬天正式开始续修志书。至民国5年（1916年）冬“访稿略备”。本准备送主协纂“校阅付梓，尅日观成”，结果“迟至又久而斯愿未偿”，一直拖到民国17年（1928年）春才“重行会议，就前稿继续采访”。造成这十一二年修志工作停顿的原因有三：一是五四运动的爆发，响应全国罢学、罢市；二是“经费不继，不得不暂行停顿”；三是志局各员，皆有专职，“不能联翩驻局，晨夕会商”。民国17年重新启动后不久，又因“国难频仍，天灾迭见”，无法专心从事。延至民国22年（1933年）冬天，集中了八九位编纂人员，数次觅所突击工作，才于民国24年（1935年）冬，编成全部志稿。又经一番修改，至民国26年（1937年）方由上海国光书局铅印成书，共24卷，外加卷首一卷，装订成12册。此时，距离发起修是志的民国3年，历时已经24年。（本段落中之引文，均见民国《川沙县志》序文四）

续志的编纂，向有重修、续修和补修之别。民国《川沙县志》从一开始就定位于“续修”。仔细研究一下民国《川沙县志》的编纂，对于当今正在开展的新方志续志的编纂不无裨益。

断限问题，应是修志的基本问题，续志也不例外。民国《川沙县志》刚启动时，编纂者议定为“上承光绪志，始自光绪五年，终于民国纪元四年，则清末及民国初元之变革，皆可编入。”（见民国《川沙县志·导言》）然而在“访稿略备”之后十多年的停顿使本来比较妥贴的断限成了问题。等民国17年重新启动时，不仅发现原“规定断限三十余年间，前后详略大异，材料总额，殊感不旉”，而且认识到“民初十余年来，或革或创，凡诸建设，既繁且密，手自辑录，究比若干年后旁搜追索，其致力难易不同”（引文同上）。遂决定延长断限到民国15年。但是，民国《川沙县志》脱稿时间距离延长后的下限又有八九年的时间，“又积成若干重要材料，弃置既觉可惜，戛然中止，又为叙事所不许”（引文同上）。同时对于光绪《川沙厅志》未载之事实也得有个交代。最后成书时，民国《川沙县志》对断限问题表述为：“本志断限，上承光绪志，始自清光绪五年，下迄民国十五年北京政府统治告终为止。前乎此，为光绪志所未载，而事实应补录者，亦酌采之。后于此，而事实较重要，须连类及之者，名曰‘赘录’，以附于后。”（引文见民国《川沙县志·例言》）编者对于“赘录”，在该志“导言”之中还专门说明，乃仿效杜氏《通典》之做法，目的是想“使续修者省检查档案之烦焉”。目前志界有种说法，认为既为“续志”，上限必须紧接前志下限，下限必须有个明确界限。民国《川沙县志》的做法给人以启迪，“断限”并不等于“限断”，根据需要，上下限留有一定的宽松度并非是件坏事，也不违反修志体例。民国《川沙县志》下限的延伸还告诉我们，志书的断限并非一成不变的，是可以在编纂中据实变更的。当然，这种变更必须要有道理。

门类布局问题，又是续志编纂的一个基本问题。为了说清道理，不妨将光绪《川沙厅志》与民国《川沙县志》的门类设置作个比较：

上表清楚地显示，光绪《川沙厅志》中有的门类在民国《川沙县志》中已经被删除，比如“名宦”、“列女”等。而光绪《川沙厅志》中没有的许多门类却在民国《川沙县志》中出现了，诸如卷五实业志、卷六工程志、卷七交通志、卷九教育志、卷十卫生志、卷十九议会志、卷二十司法志、卷二十一警务志、卷二十三故实志等。这些是按现代社会分工而新出现的门类。这个变化，真实地反映了《导言》中所言“断限三十余年间，前后详略大异”的客观情况，社会生活向前发展了，变化了，反映一地真实地情的地方志书，必须适应变化，增删有关的门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与时俱进。民国《川沙县志》的编纂史实，还可纠正人们对“续修”方志认识上的偏颇。有不少人认为，“续修”就是“在前志体例篇目的框架内向下延伸，记述前志搁笔后数十年的历史与现状。它是前志的续编，是前志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认识其实只反映了“续修”的一种形式，即完全在前志的篇目框架内做文章，不越雷池半步。民国《川沙县志》断限虽有伸缩性，但它有基本的历史时间段，即光绪五年至民国15年，所以它是部断代志，这个基本判断是不会错的。也就是说，它是一部“续修”的志书。但民国《川沙县志》的编纂突破了前志（光绪《川沙县志》）的“体例篇目的框架”，有自己新的“体例篇目的框架”，它不是“前志的续编”，不是“前志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是一部独立的志书。这样，对“续修”志书的定义，是否可改为：“续修”志书就是承续或基本承续前志下限所编纂的志书。它的门类布局，可以恪守前志体例篇目的框架，从而为前志的续编和有机组成部分；也可以突破前志局限，用新的标准去设计体例篇目的框架，从而成为一部新的独立志书。就目前新方志续志的编纂来看，后者是一种主流模式。

创新问题，这是续志编纂的再一个基本问题。“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江泽民语）创新也是地方志事业进步、发展的灵魂。编纂续志，势必会碰到修志中都要碰到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修志要继承，不能没有继承，民国《川沙县志》对光绪《川沙厅志》等旧志就有许多继承之处。但民国《川沙县志》所以能成为一部公认的名志，主要得益于体例结构方面的众多创新。民国《川沙县志》创新之一，就是在地方志中创设了“概述”。地方志中原本没有概述，只有“序例”之类属于编辑说明范畴的文字。民国《川沙县志》在各志（卷）之首均设有“概述”，全志之首有“导言”。对此，黄炎培有说明：“本书各志，皆先以概述。有类实斋（引者注：指章学诚）所为序例，而实则不同。盖重在简略说明本志内容之大要，而不尽阐明义例也。将使手此书者，读概述后，进而浏览全文，其繁者可以用志不纷，其简者亦将推阐焉而有得，或竟不及读全文而大致了了，此亦余所期期以为不可无者。”民国《川沙县志》所设概述，包括“一地之大势，略史和各分志的内容大要”、“序例性文字”和“策论”（即对川沙县各行各业的发展前景发表见解，以利资政）三个方面的内容。此举对地方志的创新作用甚巨，意义非凡，很好地解决了志书中宏观与微观的关系问题。从当今所有的新方志均设有概述或总述性文字来看，“概述”已经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民国《川沙县志》创新之二，就是设置大事年表。地方志中设大事记，并非始自民国《川沙县志》，前已有之。地方志中设“大事年表”，甚为少见。民国《川沙县志》“例言”（即“凡例”）说：“大事年表为他志所罕见，然欲究时代之迁变，治术之趋向，则匪可忽也。”黄炎培在《导言》中则说：“编方志必先立大事年表，余主此甚坚。史之为用，明因果而已。一般方志，偏于横剖，而缺于纵贯，则因果之效不彰。必将若干年间史实，串列焉，其同时者并列焉，以玩其彼此先后间之消息。”民国《川沙县志·大事年表》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乎置于卷首，设有“概述”，而且表中分设三栏，首栏年份，次栏“川沙大事”，再次栏“国内外大事参考”，将川沙大事与国内外形势紧密相连。当然，如何恰当地选择国内外大事，尚有可以推敲之处，不过这非本文研讨重点，不去细说。民国《川沙县志》创新之三，就是活用图表照片。黄炎培说：“今之方志体裁，用表者较少，其或有表，类皆限于建置、沿革、职官、人物、选举数门。有人表无事表，有分表无总表。”（《导言》）民国《川沙县志》有表多达120多种。这在旧方志中甚为少见，可以说是用活了统计表格。表格的品种，除人表之外，还有大量事表，如《民户报领营地表》、《川沙全境独轮车表》、《川沙境航船表》、《大川小轮民国三年搭客价目表》、《曹镇车站改线收用土地表》、《县道迁坟给价表》、《县道收用土方给价表》、《川沙县教育概况表》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84年1月6日《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指出：“不善于运用统计数据来研究问题指导工作，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民国《川沙县志》大量运用统计资料的做法，为川沙当地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数据资料，提高了志书的存史价值，也为当今续志的编纂提供了有益借鉴。图片部分，民国《川沙县志》也有其特色，除全境图、区域图、县公署图等常见图外，还有各乡乡图、盐场图、小学校图、公共体育场图、中山公园图、公墓图、上川交通公司路线总图等。而且，在以前的旧志中看不到的照片，民国《川沙县志》也已开始运用。总之，套用一句现在的话，该志的记述手法，尽量做到了“现代化”。

人才问题，同样是续志编纂的一个基本问题。民国《川沙县志》字里行间思路活跃，总体立足高瞻远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得人才”，即聘用了黄炎培为主纂、张伯初为协纂，陆炳麟为修志局主任。黄炎培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川沙城厢人。他年轻就读南洋公学，中过江南乡试举人，曾因进行救国演说而被清政府拘捕，经营救脱险后亡命日本，加入同盟会。之后又受杨斯盛之托创办浦东中学，辛亥革命后担任过江苏省首任教育司长，还到美国专门作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在其欣然就任《川沙县志》主纂时，仍参与大量社会活动，比如与沈恩孚等一起创办上海暨南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与蔡元培、马相伯、张元济等一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九一八”后担任上海市地方协会秘书长，并创办《救国通讯》。作为一位中国知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黄炎培常年“驱驰海内外”（自语）的阅历，铸就了其敏捷的思路和远大的目光。由这样的人才担任县志的主纂，优势自然明显，裁决志事自然胜人一筹。黄炎培尝说到：“治方志者仅仅着眼于所在一隅，而不驰神全国乃至全世界，则所窥见之因果关系，必失之偏隘，而莫能真确。”（民国《川沙县志·导言》）民国《川沙县志》可谓是名人修名志的一个范例。在主纂黄炎培的周围，还聚集着一批川沙当地的耆旧硕彦。其中最突出的当数张伯初、陆炳麟等人。对于他们，黄炎培在《导言》中曾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论述：“（吾）命笔时，苟有疑义，必质之蘅逸二老，五十年故实，烂熟胸中，二老其川沙之字典乎？匪惟字典，直是九通。”

追求卓越，应该是续志编纂者的共同目标。民国《川沙县志》的编纂者中固然不乏黄炎培等出类拔萃者，但对修志来说，这好比踢足球，具备了优势，但并不等于是胜势。欲把优势转化为胜势，就必须有追求卓越的志向和“往返函商，殆无虚日”、“夜以继日，不遗余力”、“殚精竭虑，互砥其成”、“日积月累，成此巨编”（引文见《序文三》、《序文四》）的实干精神。在前边的文字中，我们已经看到民国《川沙县志》的编纂者追求卓越的许多亮点。下边再从编纂过程来见识一下编纂者的一丝不苟之态度。民国《川沙县志》的编纂，经历了县知事10任、县长7任总共17任的更迭交替，可谓好事多磨，历时久远。但其编纂过程，却是相当严谨、慎重。“本志门类，最初共南汇奚挺筠世斡商订”。“初期访稿，请上海姚子让文枬审阅。物产志请吴江凌文之昌焕、吴和士家煦审阅。最后财赋志请前知事方仰儒鸿铠审阅。舆地志地质请朱仲翔庭祜审阅。物产志药之属请曹仲衡维铨审阅。教育志小学教育，请沈敬之缉熙、薛诵甘福堂、顾粹石参订。宗教志天主教堂请顾志廉涟清参订。艺文志承沈湘之锜检送材料。警务志承公安局朱菊荪局长善元检送材料。”（引文见《职名》附记）这种情况在方鸿铠的《序文一》中也有佐证：“脱稿之初，集众同观，循名核实，将事以慎。”而当稿成之时，“又虑纪载之尚留遗憾也，则复定期展览，付诸公阅，以服舆情”。（见《序文四》）民国《川沙县志》的经验告诉我们，编纂续志，不论是重修统合古今之志，还是续修断代之志，都有可能成功，也都有可能失败；都有可能卓越，也都有可能平庸。关键是编纂人员的学识和态度。编纂续修之志，一定要克服得过且过、马虎了事的思想，克服畏首畏尾、不敢争第一的观念，高标准，严要求，在艰苦奋斗中追求一流、追求卓越。

这便是民国《川沙县志》留给我们的可贵财富。

（作者系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