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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嘉定区乡镇志，〔乾隆〕嘉定 一名《南翔镇志》。（清）张承先撰。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成稿。凡例存清嘉庆《南翔镇志》。
南翔镇，现属上海市嘉定区，地处上海市中心的西北、嘉定区东南。因其境内有上、中、下三道槎浦，而古称槎溪。南朝梁武帝天监四年( 505)， 在此建白鹤南翔寺，因寺成镇，并以寺得名。距今已近一千五百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镇之一。
明、清时期，南翔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已经十分发达。这里盛产一种刷线的棉布，称为“扣布” ，质地“光洁而厚” ，“制衣被耐久，远方珍之” 。镇里商铺林立，各种字号的布店专售此布，布商们“鉴择尤精”，在国内颇有名气，清末曾获南洋劝业会银奖。清初，本镇居民石氏发明郁金香酒“色、香、味俱佳，名驰京国”（《南翔镇志》卷一）。工商业的繁荣，必然促进文化的发展。明、清两代南翔人才辈出，涌现一批知名学者。如明代全镇有进士十人、举人十六人、贡生十四人，其中不乏名士名流：李流芳是著名的书法家和画家，其作品“俱入神品”，至今仍为各地博物馆所珍藏。李流芳还是诗人，其“诗则信笔抒写，天真烂然”，与其兄弟元芳和名芳“并名噪词坛”。再如王圻，是一位文史专家，其著作《三才图会》、《续文献通考》、《古今考》等至今传世，一再重印。李流芳的诗文集《檀园集》以及清代陆廷灿《续茶经》，王澍《竹云题跋》和《淳化秘阁法帖考正》等著作，皆收入《四库全书》。这些著作丰富了中国历史文献的宝藏，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近代以来，南翔镇更为发展，成为全国尤其是华东地区一个著名的城镇。一九三二年初，日本侵略军袭击上海闸北，蔡廷锴将军率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总指挥部便设在南翔。南翔人民积极协助驻军挖掘战壕，修筑公路，供应衣粮，救护伤员。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成立后，南翔古镇更是发生巨变。一九八三年，南翔镇与南翔人民公社合并，实行以镇管村。合并后的南翔镇，总面积33.16平方公里，其中集镇面积1.3平方公里。一九九二年，被列为上海市历史文化名镇。二○○○年，南翔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246764万元，其中三资产业占比：第一产业2800万元，占1.2％；第二产业164044万元，占66.5％；第三产业79920万元，占32.4％；劳均收入8482元，人均收入4581元。同年，全镇总人口46962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增加值) 52545.5元，合美元6300多元。同年，南翔镇获国家卫生镇、上海市绿化示范镇、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此外，南翔还保留始建于五代的南翔寺塔，此塔是仅存的一对年代久远的仿木结构楼阁式砖塔。镇中还有颇具江南风格的明代古典园林古猗园，是上海市郊名园之一。
显而易见，现代的南翔镇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些积淀也反映在清代嘉庆间( 1796～1820) 编纂成书的《南翔镇志》中。可以这样说，这部《南翔镇志》是南朝梁武帝时期到清代中叶南翔历史的一个总汇。
二
《南翔镇志》共十二卷，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南翔镇人张承先编纂、程攸熙增订的一部南翔镇镇志。
南翔镇志最初名《槎溪志》或《槎溪里志》，共三卷，南翔镇人杨志达编撰，康熙五十一年(712年)完稿，未曾刊刻流传。约乾隆四十一年( 1776年)，张承先据此续编，仍称此名，也未刊印。至嘉庆十一年( 1806年)， 程攸熙在张承先稿本的基础上，删繁订讹，并增补近三十年的史事，改名《南翔镇志》，于次年由寻乐草堂付梓。民国十二年（1923年) ；陈柟依据嘉庆木刻本和传钞本精心校勘，由凤翥楼铅印成书。该书设疆里和营建、小学、职官、选举、人物、艺文、杂志八门，卷首附《南翔镇图》和《三槎水利图》、《云翔寺图》，另有嘉庆十一年嘉定知县吴桓、嘉兴知府李赓芸、增订者程攸熙，及民国十三年(1924年) 陈柟所撰序各一篇。
杨志达和张承先的《槎溪志》或《槎溪里志》的两种稿本，距今二百余年，已经失传。程攸熙的《南翔镇志》十二卷本，如今亦甚罕见，据《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1979年编印)，上海图书馆藏有寻乐草堂本和钞本、民国十二年本各一套，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收藏寻乐草堂本一套。对照寻乐草堂本和民国十二年本，发现民国十二年本内容详备，校勘精当，确是较好的版本。今以民国十二年本为底本，校以寻乐草堂本，此外，参校明代万历《嘉定县志》和清代康熙《嘉定县志》、《嘉定县续志》，光绪《嘉定县志》，以及其他有关史籍。书中出现的少量异体字，为便于读者阅读，大都迳改正体。其余个别明显的错字，则皆迳改，不出校记。
三
本书的编纂者先后有三位，他们是杨志达和张承先、程攸熙。此外，还有一些助手，负责校订史实、绘图等。现简单介绍如下。
杨志达，字戴仁，号勷平，又号蒿庐。其父杨世平，国子生“负才游秦中，佐某中丞幕”，曾注杜甫诗集。杨志达入学读书后，“肆力于古，以著作自任”。《南翔镇志》（以下简称“镇志”)说他性格怪癖，编写《槎溪志》时为集中精力，“离家寓僧舍”。著作除《槎溪志》外，有《太上感应篇翼训》、《艾深诗钞》、《画饼诗文集》若干卷，另有雍正六年(1728年)撰《重建云翔寺弥陀殿碑记》、《海会堂记》、《服膺堂记》以及《重修九品观记》、《鹤迹石诗》等(《光绪嘉定县志》卷二九《金石》、镇志)。生卒年不祥，仅知其康熙五十一年和雍正六年的学术活动。
张承先，字诵芬，号史亭。诸生。其父曾任官“仪部”，“主试楚闱”(镇志卷十一) 。张承先谙熟明代掌故，凡官员贤否、政事得失，“各有论断”；所撰古文“清矫拔俗”。尤其留心乡土文献，继杨志达后完成《槎溪志文》(《光绪嘉定县志》卷十九《文学》）。生平诗文编成《钓珊瑚庄诗文钞》六卷(同上，卷二七《别集类》)。生卒年不祥。据镇志载，所撰《云翔寺新建观音阁记》、《万寿寺心月楼铭》、《重建杨柳桥碑记》、《双庙捐田记》、《培香遣稿序》等，皆在乾隆三十年以后完成；续编《槎溪志》则在乾隆四十一年完稿。由此可知，他的主要活动是在乾隆三、四十年间。
程攸熙，初名廷俞，字宝辉，又字謇堂。生于乾隆十七年( 1752年），病逝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 享年五十九岁。诸生。受业于王绅，“推演师说，著《四书尊闻编》”。嘉庆九年（1804年）夏，南翔水灾，米价腾踊，邻境闭籴，他投牒县衙，“详请给票赴籴，民赖以安”（《光绪嘉定县志》卷十九《文学》）。其著作除《槎溪志》、《四书尊闻编》外，有《吹影编》四卷、笔记四卷（同上，卷二六《杂家类》）。此处“笔记”，疑即《移榿杂说》，其所居名“移榿草堂”（镇志卷十一）。另有嘉庆元年（1796年）撰《重修云翔寺海会堂记》、《仙经堂记》等（镇志卷十）。
以上三位编纂者，都是清代的诸生，他们在科举考试中并不得志，或者根本没有参加过科考，所以从未涉足官场。但他们都是饱学之士，能诗能文。杨志达生活的年代稍早，张承先和程攸熙均活跃在乾隆和嘉庆时期。乾嘉学派严谨的学风自然会对他们的治学产生影响。同时，张、程（包括他们的前辈杨志达）都热衷于乡土历史的研究和著述，而张承先还对明代历史有较深入的了解。所以，在编写镇志时，注重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如张承先要“蒐罗采访，颇费苦心”（镇志卷首李赓芸《序》），还派员实地调查所有河道和桥梁、道路、重要人物等，“综核无遗”，而后“登之于简”（同上，吴桓《序》）。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终于编成镇志，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编纂镇志伊始，他们专门研究过体例，主要是为避免与嘉定县志内容重复。镇志凡“赋役、户口、保甲、乡约概不载”，赋役部分仅保留明代崇祯年间“嘉定漕粮永折”一事，因为此事“系里人张徵君鸿磐首功”。有关风俗、岁时、占候、方言，因“吴俗大略相同”县志已载，镇志便从略。诗文一类，只收前人的作品，考虑到数量太多，所以“时贤概从割爱”（以上见张承先撰《凡例》）。程攸熙在《增订南翔镇志凡例》中指出，增订本的体例与张承先本有不同之处，如“沿革”部分，张志内容较简，程志则参照县志体例，增加了表，“似较详备”；选举部分，也依据县志体例，另立“科贡表”；有关诗文，张志另列《文艺门》收录，程志则取消此门，将文分散系在相关的“本事”即人物、官廨、书院、庙坛、书目、寺观、园亭等后；其余凡程志增补张志的内容，皆一一注明“熙增”云云。
为保证镇志成为一部信史，张承先、程攸熙都聘请了一些学者和官员协助编纂。接受张承先邀请的有陆镜和石藻、程本仁、蒋荣等四人。陆镜，字明照，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岁贡生，“诗古文词，清老有法”，此次协助张“殚心商榷，斟酌去取”。石藻，太学生，“承家学，著书颇伙”。程本仁，字瑶山，“候选州同”，“喜谈风雅”。石藻和程本仁协助张“博访前辈诗文”。蒋荣，字钧仲，太学生，“以书法称”，此次协助张“校雠亥豕”。程攸熙还聘请了朱抡英和李赓芸等八人“参订”，许国柄和范澄二人负责绘图。朱抡英，字舜邻，受学钱大昕，通经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中进士，历任太平府教授、翰林院典簿、实录馆分校官、内廷宫史收掌官等，主讲爱山、篛溪两书院。一生“引掖后进，成就甚众”。著有《纫兰书屋文集》二卷、《慎余齐诗》六卷、《三槎风雅》十六卷等（《光绪嘉定县志》卷十九、二七、二八）。李赓芸，字生甫，又字许齐，受学钱大昕，“学有师法”，“通六书、《苍雅》、三礼，明于历代官制，文有根柢，诗有风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中进进士。历任嘉兴知府、汀州知府等。著有《稻香馆诗文稿》六卷、《炳烛编》四卷等。陆逸，著有《寄傲轩诗稿》。叶长春，著有《邗游小草》四卷。沈金台，字崇辉，诸生，著有《惜芳居诗钞》。汪元桐，字讱轩，著有《听雨楼诗钞》。诸玉衡，字星五，又字稼轩，嘉庆间恩贡，钱大昕门生，博通经史，“随笔札记”，“诗宗唐人”。著有《醉月西庐文稿》二卷、《诗稿》十二卷、《韵辨一隅》八卷、《经史札记》十六卷、《槎溪四子诗选》等。李士荣，字黼廷，贡生，著有《自怡山房稿》。李景董，字学醇，又字桂岩，诸生，“文踔厉风发，沈博绝丽；诗含英咀华，骎骎入古”。著有《桂岩诗稿》二卷和《李仲子诗稿》。范澄，字霖川，又字笠岩，书法近黄庭坚，“尤邃于画”，“兼通音律、医卜”（《光绪嘉定县志》卷十九、二八等）。张承先和程攸熙正是先后依靠南翔几乎两代十多位文坛精英的协助，才得以顺利完成这部镇志的，并且有力地保证书中的记事准确，文笔流丽，减少讹误。
民国十二年铅印本的校勘和出版者陈柟，字巽倩，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因案革职。死于一九二八年。
四
《南翔镇志》是一部内容较为完备的乡镇史。记述了南翔的历史沿革、盛衰起伏、人文习俗，具有较高的价值，是研究上海人文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
首先，镇志收录了宋代以后历朝有关南翔的文献，有许多诗文已经失佚，成为绝无仅有的史料。诸如宋代康复古《（南翔寺）建山门并桥记》、张商英《南翔寺诗》，元代僧宏济《南翔寺重兴记》、虞集《槎溪泰定万安寺碑记》、贯云石《大德万寿讲寺记》、杨维桢《齐师鹤诗》等，均可补《全宋文》、《全宋诗》及虞集、杨维桢等人诗文集的不足。甚至连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的《重修敕赐云翔寺大雄殿记》，既为清代嘉庆间编《潜研堂文集》遗漏，又为近年编印《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所无。
其次，镇志保存了明、清时期南翔地区经济的许多史料。镇志记载，明代初年嘉定“水利大兴”，农作物呈现“十田五稻”状态。但后来“大江忽为平陆，支河遂已绝流，斥卤沙积”，难以种植水稻，因而“仅种木棉一色”。但官府征收田赋只收粮食，百姓“九不能支，几议废县”。至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间，“人民逃亡，逋赋廿万”。万历十一年（1583年），经徐学谟倡议，朝廷准予一半的粮食改纳白银。二十一年，进一步准予“永行改折”。至明末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因“军事繁亟”，又改命“半兑本色”，即一半纳粮，于是“百姓惶骇”，导致嘉定境内“野无青草，市寡炊烟”，城乡都极其凋敝。这时，南翔徵士张鸿磐奋不顾身，上京请愿，朝廷终于同意全部折纳白银，每米一石折银一两，“解往天津，就彼地买米输纳”。不久，明朝就寿终正寢了。至清代嘉庆十一年，即张承先编成镇志那一年，南翔的民田仍分为“科粮”三斗田、二斗五升田、二斗田、一斗五升田、一斗田共五等，其中绝大部分定为三斗田。由此仍可看出明代田赋的影子（镇志卷十二）。
第三，镇志保存了明代末年南翔等地士人结社的情况。明末，江南士人自发结社，藉此结识知己，切磋时艺。天启四年（1624年），太仓张溥、张采、顾梦麟与常熟杨彝，嘉定朱之尚，南翔徐时勉等十一人组织“应社”。镇志所载应社《序》，据吴昌时《七录齐集》卷一《广应社序》记载，系出自吴昌时之手。吴后来觉得“应之为名，有龙德焉”，组织应社的目的是发扬“龙德”，但应社《序》文字“多恢愕怪宕，不可究诘之辞”，“及今视之，益杂而弗举矣”。所以，吴另撰一篇《广应社序》，以宣传应社的宗旨，扩大势力。应社后来发展成复社（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此外，镇志卷七张子爱传还记载，张子爱从杭州致仕回南翔，“闭门避势，长吏惟读社一见”。所谓读社即杭州读书社，活动于崇祯年间（1628～1644年），曾盛极一时，崇祯末年，加入复社。镇志的这些记载虽然只是一鳞半爪，但仍能弥补其他文献的不足。
第四，镇志保存了明代末年“奴变”的史料。明代江南豪绅拥有众多奴仆，平时，奴仆受尽豪绅的欺压。明末，清军南下，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崇祯十七年（1644年），嘉定县富绅的奴仆“皆起为乱，什什伍伍，白昼持兵，迫胁主父，使出券以献”（黄淳耀《陶菴集》卷二《送赵少府还郡诗序》）。南翔的富绅李氏，在这次“奴变”中几乎全家被杀。镇志卷六记载，李流芳之子杭之，“崇祯末，为乱民所害”；李名芳之子宗之，“明末，撄触群小死”。李名芳的另一子宜之，在顺治“（甲）申、（乙）酉之际，乡兵构乱，三子被歼”。镇志卷十二记载，李名芳的另一子绳之，也险遭家奴杀害。李先芳之孙李拱，因“难作”，“死于乱民之手”。还透露，李氏家族虽然“累世贵盛，文章誉望高天下”，但“乡里传闻，谓其以势凌人，牵制官长，比诸土豪地棍”。这表达了普通百姓对于李氏家族的评价，较县志所载更为详细和接近实际。
第五，透过镇志，读者可以知道南翔是非常富有文化底蕴的千年古镇，从中可体悟其宗教文化、园林文化、饮食文化、商业文化等。市政规划者可以从中领略它的桥梁、园林、河道、楼亭等的来龙去脉，揣摩未来规划的蓝图。
必须指出，镇志的记载也有个别不够准确之处。卷九《书目》说，清初人王澍《南邨随笔》、释敏膺《香域内外集》、陆廷灿《艺菊志》、石球《性理提纲》和《有兰书屋诗稿》五种书皆“采入《四库全书》”。但据查，《四库全书》其实并没有收入这些书。据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1790～1794年）刻印颁行的《四库全书总目》，《南邨随笔》、《香域内外集》、《艺菊志》、《有兰书屋诗稿》四种书仅列入“存目”，而《性理提纲》连“存目”也未入。
鄙人承嘉定区地方志办公室热情相邀，负责整理点校本书。区志办张振德、倪所安、陈启宇先生还在百忙之中，多次光临寒舍，送来有关版本的复印件及多种参考文献，协助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谨此致谢。
镇志标点中的不妥之处，敬希读者不吝指正。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