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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日讲礼记解义》由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撰。此书为清朝官修的解释《礼记》经义典籍，为圣祖康熙帝在经筵所讲解经文的内容，共分六十四卷。此为清乾隆十四年武英殿刊本，体例、形式均与其它日讲之书相同，首列经文，然后为训讲。训讲文字援今据古，博采众说。
卷前有《圣祖仁皇帝御制日讲礼记解义序》和乾隆十二年(1747年)陈邦彦奉敕敬书高宗《御制序》，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奉旨开列的纂修诸臣职名，其中原任鄂尔泰等19人，现任弘昼、张廷玉等16人。
清圣祖玄烨命儒臣将《五经》、《通鉴》等传统典籍作为进讲教材，并将日讲教材先后刻印成书。《易》、《书》、《诗》、《四书》等刻于康熙朝，《春秋》刻于雍正朝，唯《礼记》原稿存放于翻书房，因卷帙繁多而没有刻印。乾隆十二年（1747年），高宗弘历命张廷玉、汪由敦等儒臣重新整理《礼记》并刻印出版。
康熙帝在经筵时认为，《礼记》为治理国家的重要经书，虽南宋朱熹主张《礼记》是《仪礼》的传，然而特别在〈冠义〉等六篇及〈丧服〉诸篇与《仪礼》互有创造性的阐发；至于其他篇章则多修身正俗的道理、“别嫌明微”之防，不尽然比附《仪礼》；《仪礼》为古文经而《礼记》多纪录其变化，《仪礼》是大纲而《礼记》多载细节，《仪礼》为原则而《礼记》多释明意义；因此圣贤精微的言论与切要的义理穿插在《礼记》中，对自己可以正心修身，推行则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日讲礼记解义》推论解译经文，将经文要旨到细微枝节都发挥流畅通达，并将南宋卫湜所搜集的一百四十四家学说镕铸剪裁、汇辑成为《礼记》传解的精华。乾隆帝主张崇敬经法，编辑《日讲礼记解义》与《钦定礼记义疏》相辅相成。
鄂尔泰（1677年—1745年），西林觉罗氏，字毅庵，满洲镶蓝旗人。康熙朝举人，任内务府员外郎，与田文镜、李卫并为雍正帝心腹。鄂尔泰先人投归清太祖，为世管佐领。祖父图彦突官户部郎中，父亲鄂拜为国子祭酒。
张廷玉（1672年—1755年），字衡臣，号砚斋， 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入值南书房。清康熙时任刑部左侍郎，雍正帝时曾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等职。
